卡羅爾決定前往克盧日-納波卡的訊息，如同在平靜的湖面投下了一塊巨石，激起了截然不同的反響。官方層面，地方政府表達了熱烈的歡迎。但在民間和媒體上，各種聲音紛至沓來。羅馬尼亞族的民族主義報紙開始質疑卡羅爾此行的目的，暗示他可能會為了討好匈牙利裔社群而做出有損“國家利益”的讓步；而匈牙利族的某些激進團體則在網路上散發公開信，要求卡羅爾“正視歷史不公”，明確支援匈牙利語成為該地區的“官方語言”。

空氣裡瀰漫著一種一觸即發的緊張感。

卡羅爾對此早有心理準備。他的行程經過精心設計，儘量避免任何可能被解讀為具有象徵意義的敏感地點（比如爭議性的歷史紀念碑）。核心安排，是一場小範圍的、閉門的圓桌會議。與會者並非政客或社群領袖，而是伊斯特萬教授精心挑選的，來自不同民族、不同行業，但都致力於社群建設和文化理解的“實幹家”：一位創辦了羅匈雙語幼兒園的羅馬尼亞族女教師；一位致力於用兩種語言記錄民間傳說的匈牙利族作家；一位經營著小型家族企業、員工來自兩個民族的本地商人；一位試圖在課堂上客觀講述複雜歷史的年輕歷史教師；還有一位負責維護當地多處跨民族宗教建築（既是教堂也是寺廟）的文保官員。

會議地點設在大學一間古樸而安靜的會議室裡。當卡羅爾走進房間時，他能清晰地感受到空氣中那份混合著期待、審視與不確定的複雜情緒。他沒有坐在主位，而是選擇了圓桌旁的一個普通座位。

“各位先生，女士，”他開場道，語氣平和而坦誠，“我今天來到這裡，不是作為什麼大人物來給出解決方案，而是作為一個渴望瞭解真實情況的學生。王室的職責是守護國家的統一與團結，而真正的團結，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之上。我希望能傾聽你們的聲音，瞭解你們在工作中遇到的挑戰，以及你們認為，像王室基金會這樣的組織，能夠做些什麼真正有助於促進信任與合作的事情。”

他首先將目光投向了那位幼兒園女教師，安娜女士。

安娜顯得有些緊張，但她談到孩子們時，眼中立刻有了光。“在幼兒園裡，羅馬尼亞族和匈牙利族的孩子一起玩耍，一起唱歌，他們之間根本沒有隔閡。隔閡是後來才被教會、被灌輸的。我們的雙語教育模式很成功，孩子們能自然地掌握兩種語言，瞭解彼此的文化節日。但我們最大的困難是資金和推廣，很多家長還是傾向於將孩子送入單一語言的學校……”

接著是那位匈牙利族作家，佐爾坦。他的話語則帶著文人的犀利和一絲憂鬱。“語言是民族的靈魂，殿下。但我擔心的是，我們正在將靈魂工具化，變成彼此攻擊的武器。我收集民間故事，發現很多故事在羅匈兩個版本中有著驚人的相似性，我們共享著這片土地的許多記憶。但現在，更多的人熱衷於尋找差異，放大分歧。文化交流？很多時候流於形式，像一場精心編排的演出，無法觸及心靈。”

那位商人彼得魯的煩惱則更為現實。“我的工廠裡，羅匈員工都有。平時工作沒問題，但一到選舉年，或者有什麼政治事件，氣氛就變得微妙。有人會在休息室傳播煽動性的言論，影響團隊士氣。我希望員工們能聚焦於共同的事業——把產品做好，把企業做大，這樣大家都能受益。但外部的政治噪音，總是干擾內部的管理。”

年輕的歷更教師艾琳娜則坦言在教學中的困境。“教科書的內容……有時候過於片面。我想給學生們展示更完整、更復雜的歷史圖景，但這需要額外的資料和準備時間，而且可能會引來一些……家長甚至同事的不理解。我們需要更中立、更豐富的教學資源。”

文保官員米哈伊則講述了他在修復一座同時被兩個民族社群使用的古老教堂時，如何在細微之處（比如一個銘文的語言順序）平衡雙方情感需求的艱難經歷。

卡羅爾靜靜地聽著，偶爾提出一兩個 clarifying question（澄清性問題），引導他們說得更具體，更深入。他沒有急於表達自己的看法，更沒有做出任何承諾。他只是努力地去理解每一個觀點背後的邏輯、情感和訴求。

他清晰地看到，在這間屋子裡，存在著一種超越民族標籤的“共同渴望”：對安寧生活的渴望，對下一代能在一個更和諧環境中成長的渴望，對自身文化和身份被尊重的渴望，以及對繁榮經濟的渴望。這些具體的、活生生的人和他們面臨的具體問題，遠比媒體上那些宏大的政治敘事和口號要複雜得多，也真實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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