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傕伏誅，頭顱高懸。耿武大軍入城，迅速接管了長安城防和宮禁宿衛。郭汜、張濟、樊稠等降將的部隊被分別整編、調防，打散建制，置於耿武心腹將領節制之下。長安，這座被董卓、李傕、郭汜輪番蹂躪的帝都，似乎暫時恢復了表面的秩序。

朝堂之上，耿武對漢獻帝劉協執禮甚恭，凡有奏對，必先請旨，進退有度，儼然一副純臣模樣。他上表奏捷，為有功將士請賞，並請旨大赦關中，安撫流民。獻帝自然無不準奏，一一照準，並加封耿武為大司馬、錄尚書事，假黃鉞，總攬朝政軍事，位在諸公之上。一時間，耿武權勢熏天，隱為真正的朝廷掌控者。

耿武的這份“恭敬”和“守禮”，讓一些劫後餘生、驚魂未定的朝臣，產生了一種微妙的錯覺。他們見耿武年輕（二十餘歲），雖戰功赫赫，但入朝時日尚淺，且對天子禮數週全，便以為這位新崛起的權臣或許“忠厚”，或許“根基未深”，或許可以像當初哄騙、掣肘王允那樣，從其手中分得部分權力，甚至……將其逐漸架空，恢復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想局面”。

這些朝臣，以司徒趙溫、太僕魯旭、侍中種輯、長水校尉種邵等人為首，多是關西或關中本土士族出身，在董卓、李郭亂政期間或隱忍、或苟全，如今見“暴虐”的李傕被誅，新主似乎“溫和”，便又開始蠢蠢欲動。

“大司馬（耿武）雖總攬大權，然畢竟年輕，又久在邊鎮，不諳朝政典章。軍旅之事，自當由大司馬專斷。然國政民事，錢糧賦稅，官吏銓選，禮儀教化，此乃我等臣子分內之事，豈可盡由武人專決？”私下聚會時，司徒趙溫捻鬚說道。

太僕魯旭點頭附和：“趙公所言甚是。大司馬驅逐國賊，功在社稷，然治國非僅憑刀兵。如今關中殘破，亟需與民休息，恢復生產。此等民政，當由公卿各司其職，共商良策，方是正理。大司馬日理萬機，軍務繁忙，豈能事事躬親？”

侍中種輯更是低聲道：“聽聞大司馬麾下，多為邊地將士及寒門謀士，如徐庶、賈詡之流，名位不顯。朝廷名器，豈可輕授？當徐徐圖之，引名門子弟、海內賢才入朝，分掌機要，如此，方能使朝綱振肅，天下歸心。”

於是，在接下來的朝會及日常政務處理中，這些朝臣開始有意無意地試探、掣肘。他們或是在討論某項政策時，引經據典，故意用繁複的典章制度來為難耿武及其屬官；或是在官吏任命、錢糧調撥上提出不同意見，要求“合議”、“廷推”；或是聯合上疏，請求恢復某些被董卓、李傕廢除的舊制，其中不乏涉及人事、財權的內容。

他們的動作不算激烈，甚至表面上都打著“為國分憂”、“遵循祖制”的旗號，但其中隱含的爭權意味，以及那份士族面對“驟貴”武將的隱隱優越感和排擠之心，卻瞞不過明眼人。

大司馬府（原李傕府邸改造），書房。

徐庶、賈詡、田豫（已從幽州趕來）、顧雍（處理完幽州緊要事務後也秘密抵達長安）等核心謀士齊聚，向耿武彙報近日朝堂動向。

“主公，”田豫主管情報與部分內政，首先開口，“近日朝中，以司徒趙溫為首的一干公卿，動作頻頻。其門下子弟、故舊，多有串聯。所議之事，看似為國，實則多涉人事、財賦之權。其意，恐在不甘大權旁落，欲行掣肘分權之事。”

顧雍也道：“雍觀察其奏對言論，常以‘祖制’、‘舊典’為名，行排斥我幽並涼人士之實。對我等所擬定的安民墾荒、整頓吏治、簡化稅賦之策，多有挑剔，言其‘不合古制’、‘恐擾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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