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飛沒有說話，只是將車緩緩停在觀景臺的臨時停車區。窗外是遼闊的南海，晚霞正在天際燃燒，從金黃過渡到深紫。他熄了火，車內頓時安靜下來，只有海浪隱約的濤聲。

他拿起那本書，在昏黃的光線裡仔細端詳。封面上的皸裂紋理在指尖下清晰可感，像是能觸控到那片土地乾渴的喉嚨。

“王強知道了嗎？”他忽然問。

“知道了。”林依諾點頭，“我離開紐約前給他打了電話。他在電話那頭沉默了一分鐘——整整一分鐘，我都能聽到他的呼吸聲。然後他說：‘林小姐，謝謝你。也請替我謝謝葉先生。我這輩子，沒想過自己的文字能走出黃土高原，更沒想過能跨過大洋。’”

她說這話時，眼睛有些溼潤。

葉飛翻開書頁。紙張很厚實，帶著新書特有的油墨味。內頁的版式設計得很講究：中文原句用淺灰色襯在英文翻譯下方，重要的文化專有名詞都有腳註，但不是那種居高臨下的解釋，而是平等的、邀請式的註解。

他隨機翻到一頁，是小說的高潮段落——主人公在乾旱的黃土塬上祈雨，整段文字像咒語般重複、迴旋、累積。英文翻譯沒有丟失這種韻律感，反而用頭韻和跨行連續保留了那種原始的力量。

“翻譯是誰做的？”葉飛問。

“劉雪梅，一位在愛荷華大學教了三十年文學翻譯的老教授。她自己就是山西人，八十年代出去的。”林依諾又從包裡翻出一封信，“這是她寫給基金會的信。她說接下這個專案時，很多同行勸她，說這種‘土得掉渣’的東西不會有西方讀者。但她堅持要做——她說，如果連我們自己的人都覺得我們的泥土不配被看見，那還有誰會看？”

葉飛接過信。信紙是那種老式的藍色航空信紙，字跡娟秀而有力：

“致葉飛文化基金會：

翻譯《黃土》的六個月，是我職業生涯中最艱難也最幸福的時光。艱難在於，如何讓英語承載那片土地上人們呼吸的節奏；幸福在於，當我終於找到一個恰切的詞、一個準確的句式時，我彷彿又回到了汾河岸邊，聞到了雨後泥土的腥氣。

王強先生的小說不是關於‘中國的鄉土’，而是關於人如何在極端環境中保持尊嚴。這種尊嚴，在任何語言裡都應該被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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