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測定，可以提出兩點看法。首先，關於水星和金星的誤差相當大；就水星而言，粗略計算，是365天而非88天，多出了四倍有餘。亞里士多德指出，歐多克索斯將水星和金星與另外三顆行星區分開來，賦予它們各一個天球，且兩極相同。水星靠近太陽使其軌道難以觀測和測量，但關於金星出現巨大誤差（130天）的原因尚不明顯。

{165}

G. C. 劉易斯爵士認為歐多克索斯是讓行星圍繞太陽執行的；因此，他將歐多克索斯的地心週期與我們的日心週期進行了比較。對於一位研究古代天文學的作家來說，還有什麼比將哥白尼體系歸給歐多克索斯更大的錯誤呢？如果水星是太陽中心的一個黑點，它當然會（或看起來會）在一年內繞地球執行：讓它稍微在太陽兩側擺動，平均週期仍是一年，伴有輕微的雙向偏離。金星亦然，只是偏離更大。假設一個不太熟悉這種區別的人可能一時筆誤寫下這個錯誤；那麼我們該如何解釋這個錯誤在他腦海中固化下來，併成為他進行如下推測的依據——即觀測水星的困難導致其週期被定為應有值的四倍——而且這個錯誤還被一位勤奮且深思熟慮的作者在校樣中修改後出版了呢？唯有一種解釋：作者完全超出了他的知識深度。僅此一例便足以定論；此言完全基於對著作及作者真實價值的尊重。他清楚地知道兩種體系的區別，卻不瞭解這種區別帶來的影響：他是我不得不借助另一位迥然不同的人來闡明的又一個例項，即在不熟悉的領域進行良好推理是困難的。

（第254頁）。事實上，哥白尼假設地球的軸總是朝向太陽。(169) 【(169) 參見德朗布林，《現代天文學史》，第一卷，第96頁】。提出地球軸恆常自相平行的假說，是留待開普勒來完成的。

如果說在哥白尼本人的著作中、在其通俗解釋中、以及在所引用的德朗布林的那一頁中，有什麼比任何其他內容都更突出的話，那就是地球軸的自相平行是哥白尼理論中{166}一個顯眼的部分。開普勒所做的是摒棄了哥白尼為保障此平行而不擇手段採用的方法，認為其不必要。哥白尼，像那些習慣於實心天球的人那樣思考地球的公轉——其思路與如今那些否定月球自轉的人非常相似：他們為何不援引哥白尼來加強自己的論點呢？——他認為除非採取措施防止，否則地球的軸總會將同一端指向太陽。他確實採取了措施：他發明了一種軸補償性的圓錐運動來維持平行；並且，作為其體系最顯著的特點之一，他透過給予比補償所需略多一點的運動，從而得到了歲差。在作者所引用的那段開頭，什麼內容赫然在目呢？

因此，正是為了達成或保持這種平行，哥白尼認為必須求助於這種相等且相反的運動，它抵消了他如此武斷地歸因於第一種運動的、擾亂平行的效應。

不惜一切代價維持平行，是哥白尼的格言：而開普勒的見解是，你無需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

G. C. 劉易斯爵士關於現代天文學效應的見解——這些他既不理解又嚴重低估——現在看來是毫無權威性可言的。他臆想——舉個例子——對於確定船隻的位置，精密計時器的發明遠比天文學理論上的任何改進都重要得多（第254頁）。且不談緯度——儘管省略緯度也並非無關緊要——他本應知道，經度是透過在{167}同一絕對時刻，格林尼治時間與船隻所在地時間之間的差值來確定的。現在，如果一臺精密計時器是完美無缺的——但必須指出，沒有計時器是完美的——並且能在全世界精確報出格林尼治平時，那麼本應清楚的是，在能夠找出該地相對於格林尼治的經度之前，還需要一塊同樣精確的表來獲取觀測地的時間。除了星空本身，沒有這樣的表：而那塊表只能透過天文觀測，並藉助關於天體執行的最佳知識來讀取。

我認為，我對G. C. 劉易斯爵士這部非常優秀的著作所做的好事，勝過所有書評人的總和。

我來舉一個文學與天文學糾纏不清的老例子。提奧弗拉斯特——他要麼是始作俑者，要麼是其記述者——將他的至點測定歸功於一位名叫法伊諾斯的伊利斯人，說此人在呂卡貝圖斯山上為他測定的。這位天文學家別無他人提及：儘管幾乎可以肯定梅頓本人曾與他多次約定觀測至點；而且我們可以斷定，如果兩人中有誰遲到，那必定是梅頓。因為法伊諾斯·赫利俄斯正是光芒四射的太陽本身；在天文學詩人阿拉託斯的詩中，我們讀到關於光芒四射的太陽的十九年週期：

【希臘文: Enneakaideka kukla phaeinou êelioio】（光輝太陽的十九個週期）。

必定是某位文人把阿波羅變成了伊利斯人法伊諾斯；於是他就這樣一直存在於{168}天文學史中，直至今日。薩爾馬修斯認定阿拉託斯指的就是此人，並提議改讀為【希臘文: êleioio】（伊利斯的）：他沒有注意到法伊諾斯是阿拉託斯詩中一個極其常見的形容詞，而且，如果他的推測成立，這位法伊諾斯將是阿拉託斯詩集中唯一非神話人物。

【當我閱讀喬治·劉易斯爵士的著作時，我所批評的那些要點讓我覺得不足為奇，但當時我並未記起緣由。一位財政大臣和一位研究古代天文學的作家，猶如棲息於不同樹木的鳥兒，後者並未讓我聯想到前者。1855年，我曾是大約二十人組成的代表團成員之一，就十進位制貨幣問題拜會了時任財政大臣的G. 劉易斯爵士。這個代表團頗具分量：艾裡先生、我本人及其他幾位代表數學界；威廉·布朗——他與美國的交易額以每年數百萬計，在英國按十二進位制計算，在美國則按十進位制計算——是商界最好（但並非唯一）的代表。還有金銀通貨主義者、會計師、零售商等等。G. L. 爵士走進房間，落座，未作片刻等待，便開始向代表團宣讀一番關於十進位制貨幣種種弊端的犀利演說；說什麼需要更改所有表格，會阻礙計算云云。對於那些連比他知識更淵博的人都覺得有分量的反對論點，他顯然一無所知。代表團成員開始陳述他們的觀點，卻遭到了古怪的否認。他打斷我說： 當然我們算術書中的計算比法國書中的更容易，{169}這難道還有疑問嗎？他竟不知道“十進位制計算“的“公認“優越性，使得許多偏愛我國市場與櫃檯計量體系的人也對十進位制投以渴望而留戀的目光。我的回答以及他看到的周圍人的微笑，使他露出一種古怪而困惑的表情，彷彿在說：我在這裡可能力有未逮！他的態度改變了，開始傾聽。我既看到了他處理未經深思熟慮的問題時的魯莽作風，也看到了當獲取知識的途徑擺在他面前時，他那種能夠產生懷疑的性格。既然見過他的這兩種狀態，我對他淺薄之時異乎尋常地暴露淺薄，以及在他深入鑽研時形成的強烈反差，便都不感到奇怪了。】

幣貨制位進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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