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黔北重鎮遵義在寒風中迎來了一段決定中國革命命運的特殊時日。自一月七日紅軍智取遵義後，這座古城便成為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第一個相對安穩的落腳點。連綿的戰火與奔波暫告段落，但高層決策層的激辯與思辨，卻在這暫時的平靜下洶湧澎湃。

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老城枇杷橋柏輝章公館的二層樓上秘密召開。與會者包括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紅軍主要軍團負責人及軍事顧問李德、翻譯伍修權等。會議的主題直指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尤其是戰略轉移（長征）初期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

會上，張聞天（洛甫）根據會前與教員、王稼祥商量的提綱，作了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亦稱“反報告”）。教員作了長篇發言，系統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深刻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多數同志相繼發言，支援教員的正確主張。

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最終達成共識：增選教員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討論；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老總、翔宇為軍事指揮者，翔宇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隨後，在行軍途中，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成立由教員、翔宇、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實際上確立了教員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它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

會議的決議和精神，如同暗夜中的燈塔，迅速透過電臺和各級會議傳達到仍處於緊張備戰狀態的各支部隊。儘管敵軍圍追堵截的陰雲並未散去，但紅軍指揮層思想上的迷霧被撥開，行動上的方向得以明確，全軍上下感受到了一種久違的清晰與力量。

會議根據劉、聶的建議召開的遵義會議分析了黔北地區是否適合建立根據地的問題。經過討論，大家認為這裡人煙稀少，少數民族又多，黨的工作基礎薄弱，不便於建立根據地，於是決定中央紅軍北渡長江，同四方面軍會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據地。

與此同時，蔣介石加緊對紅軍的圍追堵截作了重新部署，除分別以湘鄂、川陝敵軍各一部對付紅2、6軍團和紅四方面軍外，集中國民黨中央軍薛嶽兵團和黔軍全部、川滇軍大部、湘桂粵軍一部共17個師又13個旅150個團近40萬人，妄圖將中央紅軍4萬人多人圍殲於烏江西北地區。紅軍周圍的局勢變得更加嚴峻了。

中央紅軍放棄原定與紅2、6軍團會合的計劃，改為北上渡過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於是，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部隊撤出遵義城，逐次向北轉移，在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區集中，準備渡江北上。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分3路從松坎、桐梓、遵義地區向土城方向開進，並於27日全部進抵赤水河以東地區。然而，川軍郭勳祺部也尾追而至。行軍途中，中央紅軍領導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發現道路兩側均系山谷地帶，如果追兵孤軍深入，紅軍便可以利用兩邊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優勢兵力，合圍夾擊殲滅該敵。這個時候，軍委二局截獲了川軍潘文華的26日電令，獲悉尾追之敵只有郭勳祺部4個團的兵力，跟進潘佐部2個團。教員當即下決心，命令在土城鎮以北的紅2師繼續北上，同先頭已抵達旺隆場的紅1師相機奪取赤水城；以紅21師紅九軍團作為後衛；以紅3軍團3個師，佔領土城東北5公里的楊柳莊一線南面高地，以紅5軍團2個師佔領青槓坡至一碗水一線北面高地，從南北夾擊殲滅郭勳祺部；幹部團在土城以東兩公里處的白馬山作預備隊，對尾追之敵展開一場“殲滅戰”。

28日凌晨，細雨濛濛，寒風刺骨。紅3、5軍團在彭、楊的統一指揮下，從土城鎮外水獅壩分兩路向進佔楓村壩、青槓坡地區的川軍陣地發起進攻。敵郭勳祺部憑藉有利地形拼死頑抗，紅軍官兵拼死爭奪，往復衝殺。戰鬥異常激烈，交戰雙方陷入膠著狀態，成了一場名副其實的“拉鋸戰”“消耗戰”。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