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日新月異的變化與來自四方的新奇訊息，深深地觸動了李斯。他感到，自己晚年撰寫的《憶往錄》，更多是對過去的總結與反思，而眼前這個正在急速拓展、變得愈發豐富多彩的世界，同樣值得被記錄下來。一種強烈的使命感驅使著他，要在生命的最後時光裡，依據所聞所見，“著《寰宇志》記風物”，為後人留下一部關於這個時代嶄新面貌的見證。

這部他計劃中的《寰宇志》，其立意與專注於朝堂風雲與個人功過得失的《憶往錄》截然不同。它不再沉湎於過去，而是滿懷熱忱地擁抱當下與未來，將目光投向了帝國疆域之外，乃至已知世界的邊緣。李斯深知，憑藉自己年老體衰之軀，已無法像年輕時那樣周遊列國、實地考察，但他可以做一個勤奮而謹慎的編織者，將透過各種可靠渠道匯聚而來的資訊碎片——朝廷通傳各郡的邸報、往來於長安和家鄉的商旅隊首領的親身見聞、兒子李由及其舊部屬從各地寄來的詳實信件、甚至與那些因技藝精湛而受朝廷徵召的墨家、公輸家工匠交流中獲得的地理、器物知識——進行仔細的篩選、嚴謹的甄別、系統的整理，最終彙集成一部儘可能詳實可信的著作。

書寫的過程，對李斯而言，彷彿是一場酣暢淋漓的精神上的遠遊，使他暫時忘卻了身體的衰朽。在鄉間茅舍那昏黃而溫暖的油燈下，他鋪開略顯粗糙的紙箋，用那支伴隨他多年的狼毫筆，雖然筆觸因年邁而微顫，落墨卻異常堅定。

他首先以宏大的筆觸描繪帝國的四至與新拓的邊疆。這已不再是《禹貢》或傳統觀念中“東至海，西至臨洮，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的模糊概念，而是力求精確地記錄北疆因“海東稻”推廣而日益繁榮穩固的屯田據點（如朔方、五原的新墾區），東南沿海新設立的負責管理海外貿易、徵收舶稅的市舶司（如番禺、交趾市舶司）及其所依託的繁華港口，乃至透過海路探索所知的、位於東方大洋中的“倭人列島”（東瀛）的大致方位和其地“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的零星風聞。

接著，他將探索的目光投向更加遙遠的異域。他根據往來於身毒（印度）的商隊描述，盡力勾勒出那片土地的富庶，提及那裡盛產明珠、璧流離、犀象，且有著“修浮圖道，不殺伐，不爭鬥”的獨特風俗和深奧的哲學思想；他記載了“安息”（波斯）人“善市賈，爭分銖”，其地多駿馬、獅子，有專務“事火神”的拜火之俗；他甚至依據一些經由數道轉述、極其模糊的資訊，提到了更西方的“大秦”（羅馬），言其“地方數千裡，有四百餘城，宮室皆以水精（玻璃）為柱”，其民“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好用中國絲繒，但其具體情形，則坦誠“道里遙遠，幽邈難詳”。對於南洋諸番，他則依據海商水手之言，記述了“諸薄”（爪哇）、“姑奴”（蘇門答臘）等大島及其出產的丁香、胡椒、檀香、蘇木等珍物，以及“體黑捲髮，善潛水”的土著民風。

他還專門開闢章節，以一名好奇學者而非昔日宰相的心態，細緻記錄那些傳入帝國的海外物種與奇器。他不僅描述胡椒、丁香等香料的形態與用途，還試圖記錄其種植習性；他提及象牙、犀角、珊瑚的產地與價值，並註明其多為貢品或由海商販運而來；他甚至根據有限的觀察，記錄了海外傳來的玻璃器皿“其色或青或白或赤，虛脆不貞，然光潔透亮，異於陶玉”，以及胡琵琶“曲頸，四弦或五絃”、篳篥“狀類胡笳，聲甚悲咽”等樂器的具體形制與獨特音色。

對於新開闢的海路絲綢之路，這位昔日的帝國制度設計者更是傾注了極大的心血。他試圖依據老水手和資深海商的口述，結合簡單的圖示，描繪出從南海郡（廣州）或交趾郡出發，順冬季東北風南下，經“漲海”（西沙群島）、佔婆，穿“質”（馬六甲海峽或巽他海峽），入“大漲海”（印度洋），利用西南風航抵“己程不國”（斯里蘭卡）或印度南端的大致航線。他記錄了航行所需嚴格遵循的季風規律——“船舶而行，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風；四月、五月，乃有南風”，並提及沿途可能遇到的黑風（風暴）、淺礁（暗沙）以及海中的“巨魚”（鯨）等風險與奇景。他深知，這份憑藉耳食之言繪就的航線圖必然粗疏，甚至可能存在謬誤，但他堅信，“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留下一個初步的、可供驗證和批判的輪廓，遠比因畏懼錯誤而保持一片空白要好上千百倍。

著寫《寰宇志》的過程，對李斯而言，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認知重新整理與精神昇華。他彷彿徹底掙脫了年老體衰和內政紛爭的桎梏，神遊於一個比他所知所治的帝國還要廣闊無數倍的天地。每一次落筆，都像是在他無比熟悉的華夏版圖之外，又點亮了一盞微弱的燈火，雖然光芒有限，卻能頑強地照亮一片片未知的黑暗，為後來者指引方向。他深切地明白，這部倉促而成的《寰宇志》或許在他有生之年無法盡善盡美，難免掛一漏萬，但它所承載的，是一個古老文明在主動擁抱世界、與異質文化碰撞交融時，所迸發出的那份最原始、最寶貴的好奇心、探索的勇氣與記錄的真誠。這，或許是他能為這個他深愛著的、正變得日新月異的帝國，所做的最後一件事，也是他生命樂章的一個沉靜而悠遠的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