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已親政，手握帝國的最高決策權，但年輕的皇帝並未因此而剛愎自用，獨斷專行。相反，在面對那些關乎國家命運、影響深遠的“重大決策”時，他總是保持著足夠的審慎與謙遜，“必”然會親自前往丞相府，或召李斯入宮，鄭重地向這位“仲父”“諮詢”意見。這已成為親政後朝政執行中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也是朝野上下心照不宣的一種默契。每一次輕車簡從駕臨相府，或於宣室殿深夜召見，都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問對，更是一種姿態的宣示：皇權雖已獨攬，但對老成謀國之士的倚重與對歷史經驗的敬畏，從未稍減。

這些需要諮詢李斯的“重大決策”，涵蓋了帝國的方方面面，其影響深入帝國的肌理，關乎長治久安。

其一，關乎軍事戰略與邊防大事。例如，北疆主帥蒙恬送來密報，言及偵得匈奴殘部有重新集結跡象，似有襲擾邊郡之意。蒙恬在奏報中詳細陳述了邊軍態勢，請求增加邊郡駐軍糧餉，並謹慎詢問朝廷方略：是固守城池，加強警戒，還是可審慎主動出擊，進行有限度的威懾性掃蕩，以挫其銳氣？皇帝接到這份八百里加急奏報後，並未立即批示，而是命中書令將奏報副本及詳盡的北疆邊防地圖、糧草轉運圖冊一併緊急送至丞相府。次日午後，皇帝便輕裝簡從，親臨丞相府。在李斯那間堆滿簡牘圖冊的書房中，君臣二人對著地圖，閉門商議良久。李斯結合自己對匈奴習性、作戰特點的深入瞭解，細緻分析了帝國目前府庫的財政狀況、糧草儲備，以及北疆複雜的地緣政治格局。他條分縷析，將主動出擊的潛在收益（如震懾匈奴、鞏固防線）與巨大風險（如勞師遠征、補給困難、可能陷入泥潭），以及按兵不動、加強守備的利弊得失一一剖析明白。不僅如此，他還提出了增兵要害關隘、派遣小股精銳部隊進行巡邏偵察、加強邊境烽燧預警等幾種備選策略，並預判了每種策略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皇帝凝神靜聽，不時發問。在充分聽取了李斯抽絲剝繭般的分析後，皇帝綜合權衡，最終做出了決策：准予增撥部分糧餉，命蒙恬加固防禦工事，加強巡邏，但暫不進行大規模主動出擊，以避免戰略冒進。皇帝還親自給蒙恬手書一封長信，詳盡闡述了朝廷的通盤考量，使前方主帥既能體會中樞的謹慎，亦能明確自身的職責。

其二，關乎重大工程與財政支出。有官員上書提議，為了進一步加強關中與巴蜀這兩大核心區域的聯絡，促進商貿流通，保障兵員調動，應在秦嶺古道之外，另選險峻之處開鑿一條新的棧道。此議若成，確為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之壯舉。然而，工程預計耗時五年以上，所需民夫以十萬計，耗費錢糧鉅萬。年輕的皇帝對此等彰顯國力、惠澤後世的宏大工程頗為動心，但在落筆硃批之前，他再次於一次宮廷晚宴後，單獨留下李斯諮詢其意見。李斯並未直接反對，而是藉著燈火，從容不迫地幫皇帝算了一筆極為精細的賬目：徵調如此巨量民夫，對關中、巴蜀兩地當前農業生產將造成多大影響？這些民夫的口糧、工械、賞賜，國庫當前能否獨立支撐，是否需要加徵賦稅？新棧道建成後，其預期的商貿收益能否覆蓋巨大的修建和維護成本？接著，他話鋒一轉，提醒皇帝，當前帝國雖表面安定，然統一未久，六國遺民心思各異，帝國根基實則未固。在此形勢下，是否應將有限的財力、民力優先集中於更為緊迫和基礎的領域，如興修關鍵水利設施以防旱澇，擴充套件官學體系以培養吏員、教化百姓，撫卹軍功子弟以穩固根基？皇帝聽著李斯將宏偉藍圖背後的沉重代價一一道來，最初的熱情逐漸化為冷靜的思考。他深感李斯之言老成謀國，切中要害，遂將此議暫時擱置，批曰“其議甚善，然國力未充，宜待來時”，留待日後國力更加強盛時再行商議。

其三，關乎重要律法修訂與制度改革。隨著天下一統，社會情勢變遷，原為戰時和統一初期制定的部分秦律條款，在施行中已顯滯後或出現不盡合理之處，各地司法實踐中也遇到了一些新問題。銳意進取的皇帝深感律法需與時俱進，有意對律法進行一定程度的修訂和補充，使其更合乎時宜，更能收教化懲戒之效。然而，律法乃國之重器，牽一髮而動全身，一字之改可能影響千家萬戶。在啟動修訂之前，皇帝顯得尤為謹慎，他曾多次於便殿召見李斯，屏退左右，探討修律的根本原則、大致方向以及可能遇到的阻力。李斯以其對秦律精髓的深刻理解、參與制定律法的豐富經驗以及對各地政務的熟稔，為皇帝梳理了當前律法體系中最需修訂的關鍵點、可能遇到的既得利益群體的阻力，以及如何平衡嚴刑峻法與寬仁教化之間的關係。他建議採取“小步慢走、逐步完善”的審慎策略，先集中精力針對司法實踐中反映最突出、朝野共識度最高的問題進行修訂，出臺試行條例觀察效果，避免因大刀闊斧的改革而引起不必要的誤解和動盪。皇帝對此深以為然，完全採納了李斯的建議。不久後，皇帝下詔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律法研討小組，由德高望重的李斯掛名總指導，實際則由數名精通律法、思維縝密的官員負責具體條文的斟酌擬定，務求穩妥、周密，穩步推進律法的完善工作。

其四，關乎高階官員的任免與重大外交策略。諸如九卿一級的重臣出缺，需遴選接替人選，或涉及與北方匈奴、南方百越、西域諸邦國的戰和、封貢等重大外交決策時，皇帝也總會聽取李斯的意見。此時的李斯，雖然遵循君臣之分，不再直接插手具體的人事安排，但他多年為相，對朝中眾多官員的能力特長、性格弱點、背景淵源乃至派系脈絡瞭如指掌。因此，當皇帝就某個人選徵詢看法時，李斯的意見往往能幫助皇帝跳出奏疏上的片面之詞，更全面、立體地評估人選的勝任程度和潛在風險，有效避免用人失察。在外交方略方面，李斯往往能超越一時一地的得失，從其“天下一統”的整體觀念出發，以其長遠的歷史眼光和縝密的戰略思維，為皇帝分析不同策略對帝國長遠安全的深遠影響，提供極具價值的參考。例如，在面對是聯合西域某國以制衡匈奴，還是同時與雙方保持適度往來等問題時，李斯的分析總能切中肯綮。

皇帝的這種“重大決策必諮詢李斯”的做法，並非因為他缺乏主見或執政能力不足。恰恰相反，這正體現了一種超越年齡的成熟政治智慧。他深知李斯作為帝國統一藍圖的主要繪製者之一和多年執政核心，其經驗之老到、思慮之周全，滿朝文武無人能及，其意見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諮詢李斯，實質上是藉助其智慧和經驗來照亮決策中的盲點，最大限度地減少因年輕氣盛、思慮不周而可能導致的決策失誤風險，尤其是在那些影響深遠的戰略性問題上。同時，這本身也是對李斯這位輔國重臣的一種極大尊重，是對其歷史功績和地位的明確肯定。這種姿態，有效地安撫了以李斯為代表的部分元老重臣在皇帝親政後可能產生的失落情緒，有助於維持朝堂勢力的平衡與政局的和諧穩定。而李斯，在面對皇帝真誠的諮詢時，也總是恪守人臣的本分和“仲父”的輔佐之責，必是竭盡所能，將自己對局勢的分析、利弊的權衡毫無保留地呈現給皇帝，提出中肯建議。但每每最後，他一定會恭敬地強調：“此乃老臣一得之愚，管窺之見，僅供參考。軍國大事，乾綱獨斷，最終聖意如何，敬請陛下宸衷獨斷。” 他始終清晰地定位自己為顧問和執行官的角色，謹守分寸，絕不因皇帝的尊重而有絲毫逾越，始終將最終的決策權和威嚴歸於皇帝。

於是，在皇帝親政後的帝國決策核心，逐漸形成並鞏固了一種良性的、高效的互動模式：年輕的皇帝牢牢掌握著最終的決斷權，以其充沛的精力和銳意進取的精神引領著帝國的方向；而老成的李斯則以其深厚的政治經驗、淵博的學識和縝密的思維，扮演著“帝師”和“首席顧問”的角色，為皇帝的決策提供著堅實的知識支撐和風險評估。這種“謙遜諮詢”與“乾綱獨斷”的有機結合，“老成謀國”與“銳意進取”的相得益彰，使得帝國的航船在年輕皇帝的駕駛下，既能順應時勢、乘風破浪，又能洞察幽微、規避暗礁，從而行駛得更為平穩和穩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