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蒙養》的頒行天下，標誌著李斯“文化統一”戰略進入了全面實施階段。而這一戰略最核心、也最能體現其深謀遠慮的理念，便是“從娃娃抓起固根基”。李斯深信，只有在一代人的童年時期，就將維護統一、忠君守法的觀念深深烙印在其靈魂深處，才能從根本上夯實帝國的統治基礎，抵禦任何“復古”、“分封”思潮的侵蝕。

這一戰略的推行，絕非簡單的政令傳達，而是一場精心設計、自上而下的文化塑造工程。丞相府下令各郡縣，務必確保《大秦蒙養》教材的刊印與分發，做到每所官學、每位蒙童人手一冊。同時，朝廷還選派精幹博士，分赴各地督導教學，並對原有的塾師進行集中培訓，要求他們不僅講解文句，更要闡釋經義，將教材中的核心思想潛移默化地植入蒙童心中。

這種“從娃娃抓起”的策略，其效力正在帝國各地悄然顯現。在關中櫟陽的一所縣學裡，清晨的陽光透過窗欞，灑在幾十名盤腿而坐的蒙童身上。他們衣著各異，有的來自小吏家庭，有的來自較為富裕的農戶，此刻卻都捧著統一規格、以秦隸工整抄寫（或早期雕版印刷）的《大秦蒙養·首冊》。學堂前方，鬚髮花白的老先生神情肅穆，他以略帶沙啞卻極具穿透力的聲音領讀，孩子們則挺直腰板，用稚嫩而整齊的聲音跟隨：

“天地玄黃，秦統八荒。陛下聖明，日月同光。”

“郡縣之制，利國利民。法令既明，善惡自分。”

“耕田織布，本業是務。從軍立功，榮耀門戶。”

“忠君愛國，人倫之首。恪守律法，百行基礎。”

這些簡潔押韻、四字為主的文句，節奏鏗鏘，易於記誦。課堂上，老先生不僅要求背誦，還會以淺顯的方式解釋：“‘秦統八荒’，便是說吾皇陛下英明神武，將原本紛爭的六國之地融為一體，自此再無戰禍；‘法令既明’，是告誡爾等，我大秦以法治國，凡事皆有章法，遵紀守法便是良民，違法亂紀必受嚴懲。”雖然沒有深奧的哲理，但這些最核心的價值觀——統一、忠君、守法、耕戰——如同綿綿春雨，又如同精準的刻刀，持續不斷地浸潤、鑿刻在孩子們純淨如白紙的心田上。他們或許還不能完全理解“郡縣制”與“分封制”的複雜區別，但“秦統八荒”、“法令既明”這些詞彙，伴隨著日復一日的反覆誦讀和簡單講解，已經在他們心中形成了最初的是非判斷標準和情感傾向——統一是好的，分裂是壞的；守法是光榮的，違法是可恥的。

在東海之濱的琅琊郡學，教學形式則更為豐富。一位口才便給的先生，正在繪聲繪色地講解《大秦蒙養》中收錄的一則寓言故事：“智卒辨奸”。故事講述了一名駐守邊關的普通秦軍士卒王勇，如何憑藉平日認真學習秦律所獲得的知識，從一個自稱來自齊地的商人言辭中發現了破綻——該商人對其聲稱的籍貫地的稅賦、徭役規定表述與秦律細則不符。王勇心生警惕，暗中報告長官。經查，此人實為潛伏的六國遺貴門客，意圖散播謠言，煽動民眾對郡縣制的不滿。最終，陰謀被挫敗，王勇因明察秋毫、忠勇可嘉而受到重賞，爵升一級。先生講到王勇細心觀察時，模仿其凝神思索狀；講到揭露陰謀時，語氣激昂；講到論功行賞時，滿面紅光。孩子們聽得聚精會神，時而為王勇的機智點頭，時而對那個狡猾的“壞人”流露出憤慨之情。故事結束後，先生環視全場，提高聲調總結道：“故曰，明法令，則奸邪無所遁形；忠陛下，則榮耀隨之而至！爾等日後，當時刻以王勇為榜樣，精研律法，竭誠奉公！” 孩子們或許對複雜的政治鬥爭尚不能完全理解，但“熟知法律能識破壞人”、“忠於皇帝能得到獎賞”這樣直接而鮮明的因果邏輯，已然透過生動的故事深深種下。

甚至在原本楚地核心、舊勢力影響較深的郢陳，一所剛剛由項氏宗族私塾改造而來的官學中，變化也在悄然發生。學堂的匾額已換成了標準的秦篆，室內原本可能懸掛的楚國圖騰或先賢畫像已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黔首自實田”詔書拓片以及描繪秦軍東出、一統六國的簡易圖冊。一些年紀稍長、曾受過舊式教育的學生，眼神中還帶著些許迷茫、困惑甚至不易察覺的牴觸，當先生要求誦讀《大秦蒙養》時，他們的聲音往往低沉而遲疑。然而，那些五六歲、七八歲的蒙童，正是在記憶啟蒙的年紀，他們對“楚”的印象本就模糊，甚至全然空白。在《大秦蒙養》富有韻律的誦讀聲中，在先生講述的關於長城、靈渠、馳道等帝國偉業的故事裡，他們開始自然而然地接受“秦”作為他們唯一的、理所當然的歸屬。教材內容經過精心編纂，刻意淡化和模糊了關東六國具體的歷史傳承、文化特色和英雄人物，而不斷強化“車同軌、書同文”的便利、“四海一家”的概念，以及“皇帝陛下”的至高無上。這使得這些孩童在最初認識這個世界時，接觸到的就是一個“自古以來”就應該是統一體的龐大帝國圖景，六國故地不過是帝國新設立的郡縣而已。

李斯構想的宏大目標，正是要透過這種系統性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教育灌輸，潛移默化地培養出一代在思想根源上迥異於其父輩的“新秦人”。這一代人，將不再像他們的父母那樣，可能對早已消亡的故國懷有一絲難以言喻的複雜情感或歷史記憶。他們將從識字明理之初，就將“大秦子民”作為自己的首要身份認同，將咸陽視為唯一不可置疑的政治中心，將皇帝陛下視為至高無上、代天巡狩的權威，將細緻入微的秦律視為天經地義、必須恪守的行為準則。在他們的認知框架裡，“分封制”將是古老、混亂且已被證明錯誤的過往陳跡，而“郡縣制”則是天然合理、保障和平與秩序的最佳制度。他們對大秦帝國的認同與忠誠，將不再是基於武力征服後的被迫服從或利益權衡，而是源於啟蒙教育所塑造的內在信念和情感皈依。

這種“固根基”的方式，雖然不像軍事征服那樣立竿見影，也不像法令推行那樣帶有強制性，其見效速度相對緩慢，需要以“代”為單位來計算週期。然而，李斯和秦始皇都深知，這種從思想源頭著手的方式，其效果一旦顯現，將最為持久、深刻和牢固。當這一代在《大秦蒙養》誦讀聲中成長的孩童，十年、二十年後長大成人，進入社會，成為官吏、軍官、農夫、工匠，成為帝國各行各業的中堅力量時，他們從小被塑造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將成為他們思考和行動的無意識基礎。屆時，任何試圖分裂帝國、挑戰中央權威、恢復舊制的思想言論，在他們看來都將是荒謬的、逆潮流的，很難再獲得廣泛的社會共鳴與支援。帝國的統一與穩定，將不僅僅依靠雄偉的物理長城和精銳的軍隊來維護，更將擁有億萬顆從童年起就被烙上“忠君愛國”、“尊奉統一”、“恪守律法”印記的心靈所共同構築的一道無形的、卻更加堅不可摧的精神長城。這道長城根植於人心，彌散於日常，是維繫帝國長治久安的更深層、更根本的力量。

夕陽西下，李斯站在咸陽宮高大的瞭望臺上，極目遠眺。東方是已然平定的六國故土，西方是帝國崛起的根基。他彷彿能聽到，來自帝國四面八方的、成千上萬所縣學、郡學之中，那無數蒙童齊聲誦讀《大秦蒙養》的匯合之聲。這聲音此刻雖然微弱而遙遠，混雜在風聲、市井聲中，但在他聽來，卻蘊含著一種足以改變歷史走向、塑造未來的磅礴力量。他知道，自己正在推動的，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業。儘管道路漫長，途中必然會遇到各種明暗阻力——舊貴族的牴觸、不同文化習俗的慣性、乃至帝國官僚體系本身的怠惰——但“從娃娃抓起”的這關鍵一步，他已經堅定地邁了出去。他深信，只要帝國政策能夠保持連貫，只要這項文化統一戰略能夠持之以恆地推行下去，一代人，甚至兩代人之後，大秦帝國的統治根基，必將因為這片被精心耕耘的思想沃土所培育出的“新秦人”，而變得前所未有的堅實和深厚。這，在李斯看來，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逆天改命”，不僅僅是要改變個別人物的命運軌跡，更是要從根本上扭轉數百年來積澱形成的分裂思潮和地域隔閡，試圖為一個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奠定萬世不易的思想文化基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