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將“謹守臣節”落到實處，化解可能的猜忌，李斯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極為注重程式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其最核心、也最具象的表現，便是無論大小事務，只要涉及朝政決策、官員任免等重要事項，他必定“事事請示太后與帝”。這並非徒具形式的虛與委蛇，而是一套融入其執政生活每一個環節的精密流程和深刻的政治自覺。

每日天未亮透，丞相府的書房已是燈火通明。李斯習慣於在晨曦微露時批閱第一批從各地呈送的緊急公文。當宮門開啟的鼓聲傳來，他已整理好當日需要面奏的卷宗，更衣整冠，乘軺車直趨禁中。他前往的並非議政的前朝大殿，而是幼帝日常起居和接受啟蒙教育的“宣明殿”。此舉本身即具深意：他將自己定位為向君主彙報政務的臣子，而非在朝堂上發號施令的權相。

他的彙報絕非簡單的告知，而是一套精心設計的、帶有引導性質的講解藝術。每次覲見，他都會攜帶一份事先精心準備的提要，內容翔實卻又重點突出。例如，在涉及某郡郡守人選時，他不會直接說“臣認為當任命甲某”，而是會這樣奏報：

“陛下，隴西郡守因病乞骸骨，其職空缺，關乎邊郡安穩，需及時補授。依考功司記錄與朝臣舉薦，現有三人可選。一為現任郡丞乙某，在郡十載，熟悉當地羌漢雜處之情、兵備糧秣之數，此為長處；然其性情偏柔，魄力稍欠，於當前整飭邊軍、威懾西陲之要務，恐力有不逮。二為兵部郎中丙某，曾於北地郡任縣令、郡尉，平盜安民，政績卓著，以果敢善斷聞名，確為幹才；然其對隴西具體民情、地理，尚需時日熟悉。三為……”

他會將每個人的家世背景、仕途經歷、政績優劣、性格特點，乃至與朝中各方勢力的關聯，都剖析得清晰透徹，利弊權衡，一目瞭然。最後，他總會謙卑地總結：“此三人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究以何人為宜，關乎隴西一郡之治亂安危，牽一髮而動全身，臣不敢專斷，伏請陛下聖裁。”

在整個奏對過程中，李斯會微微躬身，語調平緩，目光卻敏銳地觀察著幼帝最細微的表情變化。對於幼帝提出的任何疑問，哪怕是略顯稚嫩的問題，他都耐心解答，引經據典，譬喻生動，潛移默化地引導幼帝的思考走向他預設的軌道。通常，幼帝在聽完他抽絲剝繭般的分析後，思路已與李斯暗合，便會自然而然地傾向於那個被層層鋪墊凸顯出來的最優人選，繼而說出：“朕聽聞仲父所言，覺得丙某膽識過人，或更能鎮撫邊郡。仲父以為如何？”

這時，李斯才會面露欣慰、恭敬之色，躬身道：“陛下天資聰穎，明見萬里！丙某確為恰當人選，陛下能於三人中獨識其才，實乃社稷之福。臣謹遵陛下聖意，即刻草擬任命詔書，命丙某剋日赴任隴西郡守。”於是，一項重要的人事任命，便在君聖臣賢的和諧氛圍中完成，最終的決策名義上出自皇帝，李斯只是忠誠的執行者。他既貫徹了自己的意圖，更在程式上做足了尊重皇權的文章，使任何人都難以指摘。

對於長居深宮的太后，李斯亦不曾有絲毫怠慢。他深知太后雖性情柔順，不諳朝政，但作為皇帝生母，其在禮法上的地位至關重要，是維繫皇室尊嚴與穩定的重要象徵。因此，每逢朔望（初一、十五）之日，或遇有涉及宗室勳貴、後宮事務、祭祀典禮等雖不直接關係國計民生、卻極具象徵意義的事項時，李斯必會依禮制，前往太后所居的長樂宮請安稟報。

在太后面前，他的言辭更為簡潔，多側重於事務的禮儀性和對皇室尊嚴的維護。太后的回應通常是“皇帝年幼，諸事多賴丞相辛勞，便依丞相所議辦理”或“此等事，皇帝與丞相商議妥當即可”。儘管太后的意見幾乎只是形式，但李斯這套完整的請示流程卻數年如一日，從未因對方的“無所作為”而省略或簡化。他透過這種持之以恆的尊重，不僅安撫了皇室成員的不安，更向天下昭示了自己對劉氏江山“如履薄冰”的忠誠。

甚至在一些完全在其職權範圍內、技術上亦可獨斷的事務上，李斯也堅持請示，將其發展為一種深入骨髓的政治習慣。譬如，關於武庫新式連弩的改進方案、關中水利工程的預算追加、乃至太學博士的遴選標準等專業性強、本可由相關官署直接呈報丞相批覆的事項，他都會命有司準備詳盡的方案說明，擇機向幼帝（有時會同太后）做專題彙報，獲得其明確的認可——哪怕這種認可很多時候只是基於對李斯的完全信任。

他力圖讓年輕的皇帝和深宮的太后始終感受到，帝國這艘巨輪雖然由他這位經驗豐富的“舵手”在日夜操勞，把穩方向，但航行的最終目的地與指揮的合法性，始終來源於坐在船首的皇室。他讓自己的一切權力運作，都置於皇權的陽光之下，或者說，至少是陽光能夠照見的程式之下。

這種極致到近乎刻板的“事事請示”，產生了顯著的政治效果。最為重要的是，它極大地安撫了逐漸成長的幼帝。陛下並未因大權暫由丞相代掌而產生強烈的被架空感或逆反心理，反而在李斯這種“引導式教學”般的彙報中，增長了見識，積累了處理複雜政務的初步經驗，對這位“仲父”愈發信任依賴。同時，這也如同一面無形的盾牌，有效地抵禦了朝野內外可能出現的“權臣欺主”的流言蜚語。在嚴密的程序正義面前，潛在的批評者很難找到攻擊李斯專權跋扈的確鑿證據。

當然，李斯絕非真正放棄決策主導權。他透過事前篩選資訊、精心準備彙報方案、巧妙引導決策傾向等方式，始終牢牢掌控著實際的主動權。所謂“請示”，在本質上是一種高超的政治儀式，是權力運作的潤滑劑和不可或缺的保護色。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對程式的極端恪守，這種將“謹守臣節”從理念轉化為日常行為的深刻政治自覺，正是李斯作為成熟政治家的老練與遠見所在。他清醒地認識到，在至高無上的皇權面前，任何的僭越之心和傲慢之態都是取禍之道，唯有保持謙卑的姿態，將自身嚴格限定於“帝國首席管家”的角色，方能在這暗流洶湧的權力場中，行穩致遠，善始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