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濤

我1938年8月進三中，1943年7月離校，在校歷時5年整。半個世紀過去了，但記憶猶新。

三中初建，有高中、初中、師範、實驗班、附小諸部。1939年秋，將原高初中兩部的女生集中於文壇，赤帝宮，成立了女子部，初中，實驗班遷江口，另設農職科，合稱江口分校。極盛時期全校有男女生1600餘人，教職員200餘人。師生大部來自寧、滬、杭及其鄰近省市，教師多數具有多年教學經驗，學生素質亦佳，學校紀律嚴明，無論寒暑假，師生常年留校。高中、初中學生，分別進行軍訓和童子軍訓練。校本部設軍訓，童子軍兩個團部，由軍事教官、童子軍教練直接負責各班級教育，管理工作。另有女生指導員，對女生學習、生活進行輔導。

我進校後，編入五年一貫制實驗教育班乙組。實驗班分甲、乙兩班，外加普通中學初一1個班，每班50人，共150名學生，共讀於赤帝宮。3個班設主任1人，每班有級任教師。為有利教育實驗，每一課程有專業老師執教。初期主任是龍發甲，國文老師楊道松兼甲組級任，生理衛生老師劉家珍兼乙組級任，生物老師吳維藩兼初一織任，地理老師張保庵，歷史老師刁灣翔，公民老師羅貴民、數學老師錢風綰，英語老師朱錫榮，圖畫老師劉尤葦，體育老師宗嘉謀，音樂老師張爾美，童軍教練陳鴻年。還有許心義老師，他刻印的講義是字型方正，行列分明，為眾人樂道。1939年實驗班遷江口後又招收六年制一班，1941年隨江口分校撤回銅仁後，將學生已逐年減少的五年制甲、乙兩班合為一個，稱“五四”級，六年制的一個班為“六三”級，均併入於旅部高中部開課。

學生每日生活內容和次序是：起床、集合（包括整隊、清點報告人數、升旗）、跑步、訓話、洗臉、早讀、早餐，上課，中餐、上課、晚餐、自由活動、晚自修、晚集合、熄燈、就寢。一週的課程安排中，也有幾天課程表上排一兩節自由活動的，同學也只能就近看書作業，或談心交流，或投投籃球，晚飯後到晚自修間隔時較長，活動內容和時間也多了。三五成群，山坡上、城牆頭、草坪內、運動場，各據所好，各顯其能。有時，可在附近攤點買些花生、桔子、李子、涼薯、柚子之類的東西；每堆，每串只花一百錢（一種當制錢一百文的大銅弊，一角錢可兌九枚），價廉物美，邊吃邊談，其樂無窮，每逢星期天，活動範圍可擴大到東山、大街、銅江邊、漁梁灘、水晶閣。沐浴、縫補、洗衣、洗被的事大都也安排在這天完成。

老師對學生的要求是極嚴的。早集合時不僅要動作迅速，並且要求服裝、鞋帽穿戴整齊，隊伍要按規定整理，對遲到者是要罰站的。有時晚上當你睡夢方甜，突然來個緊急集合，有的同學在摸黑忙亂之中，會鬧出衣著不整，鞋帽不合的醜態，笑話百出。初期的晚集合，除各隊自行清點人數外，值星老師還要逐個點名。我當時年紀小嗓音不大，“到”字回答不夠響亮，常常受陳鴻年老師命我作重複回答的處罰，直至他認為滿意為止。錢風綰老師教我們數學，不僅要求當日課當日畢。並在每次上課開講之前，先按上節課程內容在黑板上出一二道試題，當場考試，在他“停”的一聲令下之後，每人必須將試卷連同昨天課外作業一同交卷。他每晚必須把考卷和課外作業批改完畢，第二天上課時再發還學生。我認為錢老師這種嚴謹的治學精神和教學方法，對促進學生的用心聽課，提高學習自覺性是很有效的，值得仿效推廣。值星官是由軍事教官，童軍教練，或級任教師每週輪換擔任。他們每天管理從清晨到熄燈就寢後，才算完成一天的任務。早上起床，晚上熄燈就寢，他們都要提著馬燈到每個寢室各床位檢查一下，催促同學們按時起床，就寢；早晚集合清點人數他們都必須到場；每天要在早餐之前做好學生的內務檢查，根據各床位整潔情況分別按甲、乙、丙等級記分，張榜公佈。如有同學的內務未能合乎要求，必須爭取老師檢查之前利用跑步之後這段時間重新整理。

學生根據生活來源，經濟情況分別享受以下公費待遇：甲種，供給伙食、書籍、棉被蚊帳，冬發單、棉衣各一套，按月發給零用金；乙種比甲種少一項零用金；丙種僅供伙食。後來將“公費”改稱“貸金”，等級內容依舊，只是增加了每人要填一張申請表的手續，表示將來學成以後，這項費用每人要自己償還的，目的是想加強貸金學生的責任感，促進學習自覺性，消除單純依賴救濟思想。但最後終於流於形式，接著申請手續也不用了，不過“貸金”的名稱一直被沿用。隨著法幣的貶值，各類貸金，也只能供給伙食了。學校食堂的伙食，頭一兩年還是不差的。早餐稀飯有兩三個菜，如油炸黃豆，油炸花生米，芹菜炒肝子等；中晚餐四菜一湯，有葷有素，有時還有雞，逢年過節的加餐更豐富了。後來物價不斷上漲，法幣一再貶值，早餐的菜就被食鹽生拌蘿蔔、煮黃豆、奄辣菜、米湯泡蘿蔔等菜中的一樣菜代替了；中、晚餐是一大瓦缽菜，內容是煮蘿蔔、燒白菜（青菜）、煮黃豆、炒涼薯，隨季節不同輪迴轉換。食堂是由老闆承包的，雖有一定利潤，但伙食要使人人滿意，確是件難事。用餐時，若有人在一碗飯或菜中發現了蚊蠅或其他不潔之物，或者乾飯、稀飯剛好吃完，已現桶底，那怕是僅有個別還差一口，甚致已經吃飽，只要桶底一響，於是敲碗、筷聲，摔碗聲，整個飯廳一鬨而起。老闆此時出來除了向大家賠不是外，還得吩咐廚房重起火炒菜，燒飯，這時有些同學即使已經吃飽正準備或已經離開飯廳，也要回來吃一兩口湊個熱鬧。廚房工友們一日三餐起早摸黑，夠辛苦的。實驗班一直是和初中部共一個大廚房，無論從文壇到赤帝宮或禹王宮到女學堂都有一里多路，一年四季，無論天晴雨雪，100多人一日三餐的飯菜，大桶、小桶的挑抬，單程來回要跑六趟。一到冬天每桌還要生上一爐火，用以熱菜。生活用水，在赤帝宮時，是要沿著城牆和福音堂醫院圍牆之間的一條崎嶇不平、狹小的山坡小道到下南門的銅江中一擔一擔地挑上來，其艱苦之狀，可想而知。每天為我們200餘員生生活用水，工友們要付出多少辛勤勞動，淌多少汗水啊！

學校的各項業餘活動非常活躍。如各類球賽，講演、辯論比賽，晚會、同樂會、童子軍野營，為慰勞前方抗日將士募捐舉辦的老師圖畫義賣、京劇、話劇的公演等等。就實驗班而言，參加過演出的節目，就我還記得的有：京劇、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話劇《雷雨》、《野玫瑰》、《霧重慶》等。參加演出的就有刁鴻翔老師、朱子華老師、樓嘉奎、陸星茬、周世儀、周學淵等同學。錢鳳綰老師既是積極的主持者又是優秀的導演。1939年秋，全校假北教場舉行了一次規模很大的秋季運動會，連續幾天，盛況空前。每天光用臘紙刻印的八開小報就有四五種之多，不時還有為勝利者鼓氣的號外，各參賽班級都有拉拉隊。我當時是會場站崗，維持秩序的童子軍之一，可惜今天對當時盛況記得比較清楚的只有運動會的會歌了。歌詞是這樣的：“秋高氣爽的天氣，風吹著運動旗，為民族為國家練好身體，這年頭強者大哥弱者受氣，努力鍛練準備殺敵，最後勝利必屬我們的。”

我是1938年7月經長沙，沅陵入黔的。抵晃縣“擺子”（瘧疾）大發，寒熱交加，體力不支。從晃縣到銅仁約百餘里旱路，不通汽車，要靠兩條腿走。年僅13歲的我，病後兩腿乏力，幸有同鄉李義卿、黃協謨同行。出晃縣又路遇常州籍的流亡學生吳懋德和另一位（我已記不起名字）進入初二的許姓女同學。他們4人，分成兩人一組輪流把我扶架著，邊走邊息。第一天宿湘黔交界處的茶店，第二天晚方抵銅仁。我能順利到達銅仁，揭開了中學生活的一頁，全靠這4位萍水相逢的同學，尤其是兩位常州同學。他們給予我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幫助，是永銘心中的。

1942年，當畢業考試臨近之際，與我同班的二哥張渙肺結核病發作，大量吐血不止。弟兄二人在銅仁舉目無親，病人的一切飲食，延醫，煎藥，全由我一人承擔。畢業考試結束，我赴貴陽參加貴州省高中畢業會考和全國高校統一招考，照顧病人之事，就委託給周本忠同學。真叫禍不單行，我抵筑後又染上傷寒，長期高燒不退，飯食不思，幸賴胡光中同學鼎力相助，透過他的哥哥（原三中校醫，時供職於貴陽國立中央醫院的胡嵩山醫師）介紹，免費住院醫治，歷時一月餘方痊癒，平安出院。當時傷寒病無特效藥，死亡率甚高。我住院間，同病房的病員有好幾個患同類病，都因後期腸胃大量出血而死亡。我能免其厄運，是醫院醫護人員之力，嵩山區醫師，光中同學之賜也。

出院後，適逢國立貴州大學二次招生，參加考試後，被錄取該校工學院土木系城市建設組。然二哥病住他鄉，本忠又來信相催，不得已，向貴大要求保留學籍1年，返回銅仁。在錢鳳綰、金桂蓀兩位老師關懷幫助下，在銅仁直接稅局求得練習生一職，以微薄所得彌補醫療費用和二人生活費之不足。張渙經過一位對結核病有經驗的老中醫半年多的醫治服藥後，病體基本康復，並能下床行走。我遂於1944年初陪送他從銅仁繞道湘、粵、贛、閩回浙江原籍，同年，日寇大肆南犯，打通粵漢，侵入獨山，我再次返黔之願被打消。拯救我弟兄二人於苦難之中，使我二人日後能繼續完成學業並服務於社會，全是錢鳳綰、金桂蓀兩位老師和本忠同學關懷幫助之功也。

張濤，男，1946年畢業於國立三中高中部第九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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