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今吾

摯友方俊鑫，江西婺源縣人，十歲隨父遷去安徽休寧縣。1937年“七七”事變時，考入當時譽滿江南的揚州中學。同年9月到揚州中學報到，剛領到一套校服，因戰局影響，學校即告解散。方遂隨逃亡大流亡亡武漢。當時教育部在武漢、長沙兩地招收流亡學生，擬在河南、四川和貴州創辦三所國立中學。他打算隨揚州中學校長周厚樞去合川入國立四川中學，後來在編組時將他編入了“赴黔”隊伍。這樣，方到了國立三中，我才有幸得到一個真摯的好友。

我同方相識是到銅仁的第一天。當時我們倆都被編入高一丙組，教室座位是後排的鄰座。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身著的“螞蟻布”校服，校服上是銅釦子，釦子上鑄有揚中校微。我最先問他：“你是不是揚中的？”他回答：“是啊！”接著他又反問我：“你怎麼知道？”我說：“我也同你一樣是穿過這身校服的。”我繼續告訴他：我是1936年夏進入揚州中學的，入學兩個月後，因病休學了。他高興地立即握住我的手，說：“我們是二度同學了。”這也許是我同俊鑫之間感情較不平常的原因吧！

入國立三中兩個月以後，學校文理分班。經過考試，方俊鑫酷愛理科，我愛文科，我們又分別在不同的班級，但業餘時間，我們倆仍玩在一起。高三下學期，面臨全國大學統一考試，這對我們流亡學生是個“生死關頭”。因為，若是考不起，從大處來說似乎就減少了今後對國家對民族作貢獻的能量；而對個人來說就意味著失學，一失學就無貸學金可吃。當時，我們面臨最大的“敵人”是瞌睡多。為了解決這個矛盾，當時我們組織了一個十人小組，任務是：“輪流溫課輪流睡覺。”這樣，我同俊鑫又在一起復習功課，準備大學報考。這件事雖過去半個世紀了，因為印象太深，對小組的十個成員我仍然背得出來。他們是：方俊鑫、張念智、張秉權、陳浩志、屈插威、陳疇、洪懷民、高炳全、沈傳禧和我。這十人中只有我一人是丙組的，其他九人都是甲組的。我的加入大半是方俊鑫的影響，因為我們是二度同學。

俊鑫在三中時，對數理化最有興趣，對物理更別有心得。他統考前夕就已把薩本東著的列入大學叢書的《普通物理學》啃完了。他報考的第一志願是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物理系，被錄取了。我們其餘的分別取入中大、西南聯大、浙大、交大、湖大和湘雅醫學院（現湖南醫科大學）。從此我們就海角天涯，各奔前程了。我入湖大以後，曾接俊鑫自重慶柏溪寄來的信。他說當時中大吃貸學金的學生常發生奪飯瓢盛飯的事。因為他不會搶也不會奪，常因此吃不飽飯。他還說：在高等學校裡發生這種事，實在令人驚歎！字裡行間，反映出他疾惡如仇的品德。

1943年底，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參加二戰。政府令大學畢業生去為中緬邊境的美軍當翻譯。方以優異的口語和筆試成績被錄用，派去美軍參謀部當翻譯官。1945年二戰結束，他復員到上海，在上海交通大學任教。從此他就孜孜不倦地攻他的專業。

解放後，方俊鑫在周慶國教授指導下，在工人師傅蔡祖泉的幫助下，研製成我國第一支用於醫療用X光管，受到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當時的上海市長陳毅接見了他。並對他說：“你有什麼困難儘管對我說。”方向陳市長提出：請把蔡師傅調來交大，同他長久合作。就這樣，他像伯樂一樣，慧眼識人才。蔡師傅進入交大以後，才能大大發揮出來，創造出多種高階燈泡。方俊鑫自己在解放初期，也因他的成就被選為上海市第一、二、三屆人民代表。

1953年，全國大學院系調整，他隨系調入復旦大學，從此潛心鑽研固體物理。他參與謝希德教授合作撰寫了《固體物理學》，被列入大學叢學。以後又鑽研雷射學。正當他風華正茂才情橫溢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那不幸的年月，他也受到了衝擊。他的科研事業暫時中斷了。在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時候，他仍然堅持“畢生唯一責志是為國家盡點力，為民族作點貢獻。”他相信目前的狀況不會長久，堅信自己的赤子心會得到理解與識別。因此，他平反以前，總把一切不幸的遭遇當成一種誤解。但他不能以怨報怨。一心等待著煙消雲散的時候，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忠於祖國忠於民族的崇高精神。

1977年，他終於回到了復旦大學。他欣幸若狂地告訴我：“又可重操舊業了！”從此他更拼命地工作，他要奪回失去的年華，要為祖國富強、民族復興作出更多的貢獻。他搞科研，帶研究生，廢寢忘食，完全忘掉了自己。1988年10月，他終因過度勞累而住院。我去長沙出席母校第三屆校友常務理事會，曾約他一起去長沙，可他因病未能成行，等我回到上海的第四天，就傳來了他病逝的噩耗。現在留下來的，是他一系列的科研成果，是他培養的十三個研究生和三個博士生，傳播著他的事業與精神。

俊鑫去了！他對祖國和民族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也留下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

親愛的摯友——方俊鑫，安息吧！

朱今吾，男，江蘇常熟人。1937年冬入國立三中，1940年夏畢業於高中部後考入國立湖南大學經濟系，1945年夏畢業，曾任過經濟助理管理師，國際貿易公司研究室研究員等，現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