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芳

國立三中，抗日烽火中黔東的這顆璀璨的文化明珠，雖然已經結束了46個年頭，可至今仍然在我的心中閃爍發光。她在我的腦海裡刻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她那樸實的戰鬥精神成了指導我一生對國家、對民族、對事業、對他人、對自己的一個雖然無字無聲，但卻永遠形象具體的座右銘。

三中成立的那年，我僅4歲，隨即進入了三中附屬的幼稚園，後來升入附小——實驗小學。1946年三中結束時，我已12歲，剛好小學畢業。兒時的許多珍貴回憶，至今還時常縈繞心頭，激起陣陣思緒的漣漪，回味無窮。

我的整個童年時期與國立三中有著血肉般的密切聯絡。我家就住在三中附近，一部分在車公館左側，後門緊靠著三中的後門，另一部分就在三中右隔壁的郵局正對面，也就是學校門前丁字路口的拐彎處，據說門頭上有“青蓮世第”四個大字。我的大姐永芬、大哥永治都在國立三中唸書，端姐永生先在附小，後來上了預備班和初中部。我童年的許多時光都是在國立三中的校園裡、學校門口長長的石級兩旁和丁字路口，以及校園後面的小山坡上和美麗的茶樹林裡度過的。記得學校的後面是個大禮堂，叫“抗建堂”。“抗建堂”的左前方有一個小亭子，名叫紀念碑，我們常去那裡玩要。亭中有塊石碑，上邊刻的字許多我都不認識，只能認出校長周邦道和家父李揚承的名字。哥哥姐姐的同學們經常去我們家玩，有時還三五成群地出去郊遊，飽覽銅仁如詩如畫般的秀麗風光。我總是少不了跟在一起湊熱鬧，他們有時給我講故事，讓我猜謎語，教我說繞口令、唱歌、背詩，領著我玩“摸手背”、“摸鼻子”、“碰球”等遊戲。我問了他們許許多多的“為什麼”，他們往往你一言、我一語地盡力給予圓滿的回答，令我十分佩服，從心底裡敬愛他們，行動上模仿他們。

轉眼十幾年如白駒過隙。中大哥哥哥、大姐姐們那艱苦樸素、勤奮好學、聰明活潑，熱情爽朗的形象仍然活躍在我的眼前。尤其是任國英大哥，他的名字倒過來正好是“英國人”，所以我一下子就記住了，而且他也特別喜歡我，親切地稱我為“二妹”（也許是因為大姐永芬那時已病故，我的排行作為女輩永治二）。1982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從一份報紙上得知我大哥的下落，便立即冒然寫信聯絡。當我們兄妹乘火車專程去蚌埠看望他時，他激動得熱淚盈眶。失散了40多年的老朋友終於重逢了，真是喜出望外，百感交集。這時的我已經是鬢角花白，而他們兩位則更是有幾分老態了。誰能想象當年我還是坐在這位大同學的雙腿上看《雷雨》的小丫頭呢！他至今還一直珍藏著好幾張我兒時的照片，看到那些陳舊發黃的照片上的小姑娘，我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一直沉浸在幸福的回憶之中，幾乎徹夜難眠。

國立三中治學極其嚴謹，使同學們在德、智、體、美、勞諸方面都得到全面發展。師生都以“抗戰建國，責任在吾身”來激勵自己，自覺地“陶鑄循省”、“讀書懋勉”以“報國精忠”。校園裡一片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氣氛。有一次大姐帶我去宿舍住宿，我見到晚上熄燈前女同學們都為寢室點名，並且對一些事情進行了批評和表揚，對一位女老師未規範提出嚴格的要求。第二天天剛麻麻亮，大家就起床繞大樓前的操場跑步，然後就是莊嚴的升旗儀式，只見一個班一個班地按高矮排得整整齊齊，個個同學都動作迅速，精神抖擻，一絲不苟。

三中課外活動內容非常豐富，除體育活動外，還把教室周圍的菜地分給各班和各組。抗建堂裡經常舉行各種活動，我看過同學們演出的《在松花江上》、《鐵蹄下的歌女》、《放下你的鞭子》等充滿抗戰激情的節目。著名作家曹禺先生的大型話劇《雷雨》，也由多才多藝的三中師生搬上了舞臺。也許是因為對於中學生來說，這《雷雨》著實太“大”了，所以大家都稱之為“大雷雨”。演出是非常成功的，高潮時許多同學都激動得淚流滿面，場內一片抽泣之聲。後來聽說還到社會上去義演，受到各界的一致好評。這些演出，不僅在三中同學之中，而且在銅仁廣大民眾之中播下了反帝、反封建的種子，喚起了一片愛國熱忱。

在我的印象裡，國立三中的同學總是愛憎分明，一身正氣。對日本帝國主義，他們滿懷刻骨仇恨；對繼之而來的美帝國主義，他們也是怒髮衝冠。那年北平發生震驚華夏的“沈崇事件”，三中師生一致憤起上街示威遊行。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從女子部那邊出發，由西向東挺進，走了好一陣子時間。同學們有的扛著大標語，有的舉著小旗，邊走邊喊口號，個個義憤填膺。晚上還舉行了火炬遊行，燈籠、火把一排一排，儼如一條大火龍；歌聲、口號聲震天動地，使整個山城銅仁都沸騰了起來。在國立三中師生的這種民族自尊心的感染之下，我和許多圍觀的群眾一樣，情不自禁地跟在遊行隊伍後邊走了一程又一程。

三中的學籍管理很嚴格，每個學生都有詳細的教學檔案。三中結束後，我考入了省立銅仁中學。校址就在原三中高中部。有一天我們坐在操場旁“孤龍門陣”，有個同學手中拿著一張表格跑來說：“喂，李永芳，這是你高二的成績單，真不簡單！”我們誰也不敢相信，因為我剛剛考入初中，哪來的高二成績單！可大家定睛一瞧，果然上邊的名字是“李永芳”，一點沒錯，不過仔細一看，上邊寫著“男，十八歲”，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國立三中有個男同學與我同姓同名。在大家付之一笑的同時也覺得，中確實不同期、同學的情況記載得那麼清楚：有該同學的簡介，還有每門課的成績以及老師的評語等。事隔幾十年，最近從旅臺校友會新編的國立三中校友錄中發現我的同名學長李永芳已被列入故去的校友名單，不由深感惆悵。

三中同學學習極其刻苦用功，當我們在後面山坡上或茶樹林裡玩耍時，經常可以看到同學在放聲朗讀或默默地看書。他們的刻苦求學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對我一生影響最深刻的是英語學習。我家廂房裡住著一位三中的英文老師，名叫李剛，經常有一批批的同學到他家裡請教英語，我在窗外看著他們你一句，我一句地用英語對話，羨慕極了，有時就乾脆進屋去依在他們身邊看個究竟，聽個痛快。他們也很喜歡我，都叫我“小鬼”。星期天他們帶我去福音堂作禮拜，他們說去那兒不是信教，而是想找美國牧師（好像是叫馮牧師）練習英語。做完禮拜馮牧師總要和同學們嘰哩哇啦地說上一通，聽起來象唱歌一樣好聽。在路上大同學們一邊取笑我傻呼呼地聽不懂還要瞎起勁，一邊教我練習繞口令，模仿方言，訓練自己的口齒，說只有小時候把口齒練清了，將來才能學好英語。他們教給我說的“四十四個石獅子”、“南京南 籃球隊”，以及湖南腔“寧甲雷，鵝希藝果夾舌鬥，鵝雪鵝不希，津津省希寧”，（人家說我是一個夾舌頭，我說我不是，真真笑死人），上海腔“阿拉弗曉得”（我們不知道）、“依卡米”（你洗洗米）等等。我至今還能清晰地記得。正是由於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使我從小就愛上了英語，並與英語結下了不解之緣。從那時起，我就逐漸領悟到學好英語的訣竅在於首先要能模仿上口，要把英語當成一個活的交際工具來學習。懂得了這一點，中學時我的英語學習一點也不費勁，參加學校英語朗誦比賽，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績。

1954年我被錄取到北京俄語學院學習俄語。在服從分配的同時，我把英語作為第二外語來學習。大學畢業後，工作任務是教俄語，但英語卻像吸鐵石一樣仍然吸引著我，使我能數年如一日地堅持自學或業餘夜校的英語學習。三十歲那年，組織上決定調我改行教英語，給兩年脫產時間進修，要求達到能教英語專業精讀課的水平。這對別人來說，也許是個苦差事：中年改行，半路出家，談何容易！然而對於我來說，卻真是如魚得水。由於學習比較得法，少走彎路，提高較快，後來又有幸得到三次短期進修機會，水平逐漸提高，現在用起英語這個工具來，已經比較得心應手了，教學和科研也取得了一些成績，為國家培養了一些英語人才。

喝水不忘掘井人，我想我之所以有今天這點水平，應該感謝國立三中，她給我的指引和薰陶，使我受益終身。鳥戀舊林，魚思故淵。莘莘學子永遠留念國立三中這個培養人才的搖籃。

（李永芳，女，58歲，貴州銅仁人。1946年畢業於國立三中附屬小學。曾在安徽大學外語系任教30餘載。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