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潮州幫，陳濟晟的語氣裡多了幾分佩服：“潮州人最是敢闖。早年湄南河上全是他們的‘紅頭船’，從暹羅運大米到南洋各埠，再把橡膠、錫礦運回去，硬生生壟斷了暹羅的外貿。我認識個潮州老闆，二十年前揣著兩塊銀元下南洋，現在在曼谷有三家大米加工廠，連暹羅王室都從他那採購。他們的‘潮州八邑會館’規矩最嚴，只要是同鄉有難，哪怕不認識，也得幫一把——去年有個潮州夥計在檳城欠了賭債，眼看要被打斷腿，會館出面還了錢，還把人送回暹羅找了份正經活計。”

“廣府人則是‘穩’。”陳濟晟呷了口茶，繼續說道，“吉隆坡開埠的時候，葉亞來帶著廣府同鄉披荊斬棘，把一片 叢林建成了錫礦重鎮。現在馬來亞的錫礦，十家有六家是廣府人開的，從採礦到冶煉，全是他們的人。我在吉隆坡有個廣府朋友，開五金行的，小到鐵釘，大到採礦機械，全從他那進貨。他們做事講究‘利市’，不輕易冒險，但一旦認準了，就會抱團把生意做透——你去南洋的菜市場看看，賣燒臘、雲吞麵的，大多是廣府人，口味正，老主顧多，別人搶不走生意。”

說到客家人，陳濟晟的眉頭微微一挑：“客家人最是團結，也最能吃苦。他們大多住在馬來亞內陸，那邊條件艱苦，瘴氣重，可他們硬是在山裡種出了胡椒、木薯，還開了不少礦場。前年馬來亞政府要徵他們的地修鐵路，客家會館組織了上千人請願，最後政府不得不讓步，還賠償了損失。他們的‘惠州會館’‘嘉應會館’，就像個大家庭，同鄉的孩子上學、娶媳婦，會館都會出錢出力。我去過一次客家的‘年例’，全村人聚在一起吃飯，從中午吃到晚上，熱鬧得很——那份凝聚力，咱們福建幫都比不上。”

最後提及瓊州人，陳濟晟的語氣柔和了些：“瓊州人人數雖少，但也自成一派。南洋各埠的咖啡店，十家有八家是瓊州人開的，他們煮的‘黑咖啡最地道，老顧客都認這個味。新加坡有個瓊州會館，雖然規模不大，但很貼心，同鄉找工作、租房子，會館都會幫忙介紹。去年有個瓊州老太太在檳城生病，沒錢看醫生，會館發動同鄉捐款，很快就湊夠了醫藥費——他們雖不起眼，卻像一家人一樣，互相扶持。”

陳濟晟放下茶杯，望著崖下奔流的嘉陵江，語氣裡多了幾分感慨：“淵兒，這就是南洋的‘沙’。每一粒‘沙’都有自己的‘幫’，有自己的根。平時各做各的生意，看似散得很，可一旦遇到大事，比如國家有難，同鄉會館一聲號召，大家都會出錢出力——這就是‘聚沙成塔’的底氣。”

徐淵靜靜聽著，心裡對南洋僑界的認知愈發清晰。他看著岳父眼中的複雜神色，忽然問道：“岳父，既然如此分明，內鬥怕是難免了？”徐淵敏銳地抓住了關鍵。

“何止是難免，簡直是常態！”陳濟晟嘆了口氣，“不同方言群體之間，有時因爭奪生意地盤、礦脈、碼頭控制權，爆發大規模械鬥，其慘烈程度，不亞於一場小型戰爭。即便到了今日，商場上，福建商幫與潮州商幫在某些領域也是競爭多於合作。”

他無奈地搖搖頭：“有時，僅僅因為一句鄉音不同，便能生出許多隔閡與輕視。這是我們先輩帶過去的‘老傳統’，在這片新土地上，非但沒有消弭，反而因生存競爭而愈發鮮明。”

陳濟晟的手指無意識摩挲著茶盞邊緣，語氣裡滿是悵然：“你還記得三年前，新加坡胡椒市場的風波嗎？”見徐淵點頭，他接著說道，“當時福建幫的幾個商號想聯合抬高收購價，壟斷貨源，可潮州幫的商人偏不買賬，直接從暹羅調了大批胡椒過來，以低價拋售。兩邊鬥了三個多月，福建幫的商號虧了不少，潮州幫也沒討到好，最後還是中華總商會出面調解，才勉強達成協議——這就是商場上的明爭。”

“更嚴重的是早年的械鬥。”陳濟晟的聲音沉了下去，彷彿在回憶那些血腥的過往，“光緒年間，馬來亞的錫礦之爭，義興公司（多為廣府、客家人）和海山公司（多為福建人）打了整整十年。雙方拿著刀槍，甚至僱了當地土著當打手，礦場成了戰場，死了上千人。殖民政府最後出兵鎮壓，才把這場爭鬥平息下去。你說，都是華人，卻為了幾座礦場，打得頭破血流，值得嗎？可在當時，誰也不肯退讓——地盤、利益，一旦牽扯到‘幫’的榮譽，就沒有退路。”

徐淵眉頭微蹙，追問道：“那現在沒有械鬥了，這些矛盾就消失了？”

“消失？不過是換了種方式。”陳濟晟苦笑道，“就說華校吧，去年吉隆坡要辦一所新的華文中學，福建幫想讓校長由福建同鄉擔任，潮州幫則堅持要選潮州人，兩邊在中華總商會吵了好幾次，差點把建校的事拖黃。最後沒辦法，只能妥協，校長由福建人擔任，副校長由潮州人擔任，連師資分配都要按‘幫’的比例來——你看，連教育這種事，都要摻雜著幫派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