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晌，徐淵開啟抽屜，指尖從中捏出一張泛黃的名單，上面用藍黑墨水密密麻麻記著隨“大采購”而來的歐美人員資訊——有德國克虜伯的機床技師，有美國西屋電氣的機械工程師，還有英國阿姆斯特朗公司的冶金顧問。

他把名單平鋪在梨木書案上，鉛筆尖在“漢克·密爾頓”這個名字旁圈了圈，想起上週去江北機床廠視察的場景：漢克·密爾頓蹲在新到的精密車床旁，用生硬的英語夾雜手勢，教中國學徒校準主軸刻度，額頭上的汗順著胡茬往下滴，連廠裡準備的糙米飯都顧不上吃。

“這些人已經在這裡，是最現成的資源。”他對著空氣低聲自語，指腹反覆摩挲著名單上的入職日期。1934年的歐美還沒從大蕭條裡緩過來，德國街頭滿是失業的技工，美國工廠的開工率連六成不到，這些人來遠東，本就是為了混口飯吃。

“讓他們就這麼回去，不僅是裝置沒人會用，連剛冒頭的技術火苗都會滅。”他猛地攥緊拳頭，指節泛白——上週川南鋼鐵廠的高爐因為沒人懂半自動化溫控系統，硬是停了兩天，最後只能靠老工匠憑經驗手動添煤，產量掉了三成，這讓他更清楚，留住這些人不是“選擇”，是“必須”。

他又俯身拉開書桌最下層的抽屜，取出一疊用油紙包著的薪資報表，是助理從上海洋行抄來的歐美技術人員平均薪資。手指在數字上劃過：1934年德國技工月薪約30-50馬克（因經濟危機，馬克購買力已大不如前），美國工程師月薪40-60美元。

他拿起鉛筆，在報表旁寫下新數字：“月薪200美元，每月另發50美元生活補助，合同滿一年額外給等同於兩個月薪資的安置津貼。”寫完後，他對著數字愣了愣，隨即笑了——這筆錢對1.79億美元的資金池來說，確實像從湖裡舀了一勺水，但對漢克·密爾頓他們來說，200美元足夠讓遠在柏林的家人租個帶小花園的公寓，足夠讓美國工程師的孩子讀上教會學校，這在大蕭條的歐美，是想都不敢想的待遇。

“金錢不是唯一的鉤子，但一定是最實在的墊腳石。”他把報表推到一邊，開始草擬合同細則，特意加了“家屬可隨遷，公司承擔租界內的租房費用與子女學費”的條款——他知道，比起自己，家人的安穩更能拴住這些異鄉人的腳步。

至於“事業與尊重”方面，徐淵的思路更貼合1934年的實際。他起身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封面磨損的《工廠管理法》（1928年美國版），在“技術顧問權責”那一頁貼了張便籤。他想的不只是給“技術顧問”的頭銜，而是真真切切的許可權：讓漢克·密爾頓他們參與工廠的裝置佈局規劃，允許他們對不合理的操作流程提反對意見，甚至讓他們牽頭成立“學徒培訓班”，自己挑選學徒、制定課程表——不用像在歐美工廠那樣，得聽工頭指手畫腳。“不能讓他們覺得自己是‘洋僱工’，要讓他們覺得是‘技術先生’。”

他想起經理團之前去美國考察時帶來的一些細節資訊，福特工廠的老技師因為能最佳化流水線操作、多拿了5美元獎金而滿臉自豪——這種被需要的成就感，比錢更能讓人投入。

他還準備特意交代後勤科，把歐美人員的宿舍重新整修：每間是帶壁爐的雙人間，鋪著從上海洋行買來的羊毛毯（1934年山城冬季溼冷，壁爐是稀缺配置），每層樓設兩間公共衛浴，早晚各兩小時供應鍋爐燒的熱水；食堂還從上海法租界的西餐廳聘來一位廚師，每週一、三、五能做牛排和羅宋湯——不是頓頓都有，但足夠讓他們少點思鄉病。

更重要的是，他計劃每週安排人員帶這些技術專家去工地轉轉：看正在澆築水泥的鋼鐵廠高爐基座，看工人用馬拉絞盤搬運的礦山機械部件，看圖紙上的機械廠廠房一點點立起鋼架。“要讓他們看到，自己的技術不是用在歐美工廠的重複流水線上，而是在幫一個國家建‘工業底子’——這種事，在他們本國可遇不到。”他彷彿已經看到，漢克·密爾頓等人站在新機床旁，對學徒們說“這是我教你們調的機器”時，眼裡的光。

最後是“設立目標”，這才是高薪優待他們的根本原因！

徐淵把名單按技術領域分成幾堆：機床組、電氣組、冶金組，每組旁邊都標上對應的工廠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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