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淵的目光早已從紐約收回，投向了腳下的中國。全球經濟一體，風暴絕不會獨獨繞過遠東。

他召來了妻子陳殊妍。此時的陳殊妍，在經過數月實踐後，眉宇間少了幾分閨秀的柔弱，多了幾分幹練與沉穩。 “殊妍，”徐淵將一些描述美國失業率和救濟難民的報紙推到她面前，“美國的危機，很快就會透過貿易、銀根、僑匯影響到上海。物價會波動，工廠可能會減產，失業的人會增多。你的慈善會，要準備好應對更大的壓力了。” 陳殊妍面色凝重地點點頭：“我明白。施診給藥處的病人最近已多了不少，很多是碼頭和紗廠失業的工人。我已經讓下面的人開始統計可能需要的米糧、藥品數量，正在尋找更穩定的供貨渠道。”

“很好。”徐淵讚許道，“資金方面不用擔心，我們會是最充足的。你要做的，是把它高效、公平地用到實處。這不僅是積德行善，更是為社會穩住一口氣。”

同時，他也加強了對自家實業的管控。 “通知下去，”他對經理團下令，“所有工廠，近期以維持穩定現金流為首要目標，適當增加原料和成品庫存，但非必要不進行大規模擴張投資。內部管理要收緊，提升效率，準備過冬。” “另外，”他沉吟片刻，“護衛隊的規模可以適當擴大，招募些身手好、背景清白的退伍軍人。時局若亂，安保是第一位的。”

站在書房的窗前，望著窗外法租界似乎永恆的繁華景象，徐淵知道，這繁華之下，暗流已然湧動。但他毫無懼色。來自未來的先知，國際資本的巨鱷盟友，國內龐大的實業根基，以及正在穩步提升的個人武力，這一切讓他擁有了在這場席捲全球的大蕭條中，不僅自保，更能進取的底氣。

紐約的崩潰，對他而言，遠方的哀嚎是背景音，而近處的機會與挑戰，才是他需要全力以赴的戰場。他的“國術時空”征途，在獲得了近乎無限的資本燃料後，即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

時間已經進入1930年的5月末，上海法租界，徐公館書房。

徐淵坐在寬大的紅木書桌前，指尖劃過一份份來自歐美和日本的電文與報紙摘要。窗外是上海灘五月的潮溼悶熱，但他的思維卻異常冷靜，如同在冰原上滑行的刀鋒，清晰地剖析著這場源自紐約、正席捲全球的經濟地震及其對各方勢力的影響。

他的目光首先落在歐洲的電文上。眉頭微蹙，情況正如他所料，甚至更為嚴峻。

德國，此時的魏瑪共和國， “真正的火藥桶。”徐淵低聲自語。德國經濟嚴重依賴美國短期貸款（道威斯計劃、楊格計劃）。紐約股市崩盤，華爾街自身難保，這些貸款被瘋狂抽回。德國的工業心臟——魯爾區的工廠因此大規模停產，失業率直線飆升。“社會動盪已現端倪，”一份報告指出，“極左的共產黨與極右的納粹黨（國社黨）在街頭的衝突日益頻繁。” 徐淵清楚地看到，《凡爾賽和約》帶來的財政枷鎖和美國資本的突然撤資，正在徹底榨乾德國，為極端主義的滋生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歐洲的穩定，繫於德國，而德國正在滑向深淵。

英國，老牌帝國的日子同樣不好過。作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倫敦首當其衝。英國在1920年代本就未能恢復戰前霸主地位，如今出口貿易銳減，龐大的殖民地體系雖能提供一定緩衝，但本土的造船、煤炭、紡織等傳統工業區已陷入蕭條，失業大軍規模不斷擴大。徐淵注意到，英鎊的地位正在動搖，英國可能不得不放棄金本位制以自救，這將進一步衝擊全球金融體系。

相對而言，法國情況稍好，因其金融體系較為保守，對美資依賴不如德國深。但法國經濟同樣無法獨善其身。旅遊收入減少，奢侈品出口下滑，其在東歐的盟友（如波蘭）陷入經濟困難，也削弱了法國在歐洲大陸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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