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習慣於透過推演來洞察未來、掌控局勢的“超凡者”而言，這種對未知的恐懼和失控感，是令他難以忍受的。這種恐懼如同毒蛇一般，時刻盤踞在他的心頭，啃噬著他的理智，讓他在每一次試圖做出改變的邊緣，都不得不謹慎權衡。

除了對歷史走向失控的擔憂，徐淵還陷入了一種“拯救悖論”的困境之中。即便他憑藉自己的能力成功拯救了眼前幾個工人或農民，改變了某個具體小事件的結局，但在宏大的歷史洪流和殘酷的階級鬥爭面前，這些個體的命運是否最終依然無法逃脫被碾碎的悲慘結局？

他的干預行為，是否僅僅只是一種徒勞無功的掙扎，甚至可能因為他的介入，使得這些個體在未來即將面臨的更大災難中，陷入更加危險的境地，死得更為悽慘？

這種深深的無力感和宿命感，如同烏雲一般，籠罩在他的心頭，揮之不去。每一次看到那些受苦的人們，他的內心都在痛苦地掙扎，一方面是強烈的拯救慾望，另一方面是對可能產生的負面後果的深深恐懼。這種矛盾的心理，讓他在面對具體的拯救行動時，變得躊躇不前，陷入了無盡的糾結之中。

在徐淵內心深處，還隱藏著一種更深層次的恐懼，那便是“世界崩潰”猜想。他潛意識裡隱隱覺得，如果自己偏離“歷史主線”太遠，這個完全基於他的心象構建起來的世界，是否會因為失去了“歷史錨點”而變得搖搖欲墜，甚至最終走向崩潰？在他的潛意識中，或許已經將“遵循歷史”視為維持這個世界能夠“穩定執行”的必要條件。

這種潛意識裡的擔憂，如同一個無形的枷鎖，束縛著他的行動，讓他在面對改變歷史的可能性時，充滿了恐懼和猶豫。他害怕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可能成為壓垮這個世界的最後一根稻草，使得他所經歷的一切、所珍視的人和事，都在瞬間化為烏有。這種恐懼如同幽靈一般，在他的內心深處徘徊，時刻提醒著他要謹慎行事，不要輕易打破這個微妙的平衡。

降臨到國術時空的徐淵依舊擁有“拾荒者之眼”（可洞察事物本質）、“無損固化”（具備絕對體能）、“推演”（能進行預測分析）等超凡能力。這些能力本應賦予他遠超常人的行動力與影響力——理論上，他完全能輕易介入政治，甚至改變區域性局勢。

然而，源於對“改變即失控”的恐懼，以及“身份撕裂”帶來的痛苦，他主動或潛意識地束縛了自己的手腳，具體表現為三方面。

首先 “三緘其口”，面對“五卅慘案”“四一二政變”等已經或者即將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他選擇了沉默。他清楚的明白預警不僅可能暴露自身異常，更關鍵的是，他無法判斷預警後引發的連鎖反應是否可控——他害怕自己成為“點燃火藥桶”的那顆火星。

再者是一定程度的“妥協退讓”，產業遭遇軍閥、政客、幫派的勒索、攤派與騷擾時，他有時會選擇妥協退讓，以金錢或股權換取暫時的安寧。這並非懦弱，而是基於“推演”後的“成本最小化”策略：他認為此刻硬抗可能付出工廠被毀、人員傷亡的代價，不僅損失更大，還可能引發更不可控的衝突，導致自己過早暴露或偏離歷史軌跡。他試圖在“歷史慣性”的夾縫中求存，維持“相對穩定”的局面，等待“熟悉”的歷史節點（如抗戰時期，屆時民族矛盾上升，“實業救國”的行為邏輯會更清晰）。

最後是 “視若畏途”與“阻撓”，他對工人農民運動的態度反覆，正是內心矛盾的外在體現。同情底色是“未來魂”與“拾荒者之眼”讓他能深刻理解運動爆發的根源，也認同其正義性；功利性迴避與干預是“資本家身份”與“改變恐懼”讓他擔憂——運動一旦失控，不僅會衝擊自身產業的穩定，還可能引發當局更殘酷的鎮壓（如他預見到的“四一二”），造成更大規模的流血。因此，他可能利用資本家的身份、僱傭的護衛，或是與幫派/軍閥的妥協關係，在關鍵時刻對運動進行有限的阻撓或分化，試圖將其控制在“不徹底破壞工廠運作”“不招致毀滅性鎮壓”的範圍內。這是一種極其功利且矛盾的“維穩”心態。

在真實與虛假交織的認知迷霧中，徐淵的政治態度與思維邏輯總顯得反覆無常。他身上彷彿並存著兩種截然對立的特質：既有幾分“做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義”的優柔寡斷，又有“果斷預見、精準把握時機”的敏銳果決。這些最終在他身上形成了一種矛盾卻又統一的存在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