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深秋的上海，風捲著法租界梧桐葉滾過柏油路，發出細碎的沙沙聲，像極了那些被壓進檔案袋裡的交涉文書。徐淵看得透徹，五卅運動雖從直接衝突轉向深層鬥爭，但已深刻改變國內格局。

北洋軍閥內部分裂，妥協性暴露無遺。段祺瑞臨時執政府在五卅交涉中軟弱無能，引發民眾不滿，年末將被馮玉祥發動的“北京政變”推翻，北洋政府陷入更混亂的權力真空；各派系軍閥（吳佩孚、張作霖等）為爭奪地盤混戰不休，甚至勾結帝國主義鎮壓群眾運動（如張作霖在東北查封總工會，吳佩孚在華北禁止反帝遊行），徹底喪失民心。

廣州國民政府成為革命核心，為後續北伐戰爭的爆發奠定了政治、軍事和社會基礎（政治上國民政府於7月正式成立後，以五卅運動為契機，明確“反帝反封建”綱領，獲得全國進步力量支援，宋慶齡、廖仲愷等積極推動國共合作深化；軍事上改編軍隊為國民革命軍，建立黃埔軍校分校，為北伐戰爭儲備力量；透過支援省港大罷工，強化與工人、農民、學生的聯絡，廣東成為全國革命運動的中心）。

徐淵的視角下，南京路又恢復了往日的“繁華”，黃包車在電車軌道間穿梭，西裝革履的洋人摟著穿旗袍的女子走進百貨公司，櫥窗裡的霓虹燈把“大減價”三個字照得刺眼。

他總覺得這繁華蒙著層血色。

街角那處曾被警戒線圍起來的地方，如今擺上了賣香菸的小攤。攤主是個斷了半截手指的工人，聽說夏天就在巡捕房外捱過槍子。有人問起五卅那天的事，他總是低頭用殘指卷著煙紙，聲音悶在喉嚨裡：“過去了，都過去了。”可徐淵見過他夜裡蹲在巡捕房後牆根，對著牆縫裡嵌著的半片血衣發呆。

工廠區的煙囪依舊冒著黑煙，只是日資紗廠門口多了塊木牌，用歪扭的中文寫著“工人工資加一成”。作為時刻留意市場動向的資本家之一，徐淵知道那點漲幅還抵不上物價的三成。他看到有老工人用粗糙的手掌攥著皺巴巴的工資單喃喃自語“這算哪門子改善？他們把打死顧正紅的錢，勻了點給我們買米，就當沒事了？”

公共租界的巡捕換了批新面孔，印度巡捕少了些，更多穿黑制服的英國人扛著槍站在崗亭裡。聽說“懲辦兇手”的結果，就是把那天開槍的巡捕調去了香港——換個地方繼續拿槍指著中國人。他見過那巡捕的照片，在一份外文報紙的角落，嘴角還掛著和去年夏天一樣的漠然。

最刺目的是外灘。那些掛著英、美、日國旗的銀行大樓，比從前更高了些——聽說他們用從中國賺的錢，又加蓋了兩層。江面上停泊的外國軍艦少了幾艘，卻多了艘掛著“萬國商團”旗幟的炮艇，炮口依舊對著陸家嘴的方向。

偶爾有學生在街上散發傳單，不再喊“收回租界”，只印著“廢除領事裁判權”的字樣。可沒走幾步，就會被巡捕攔住，傳單被揉成紙團扔進垃圾桶。有次徐淵看見個穿中學校服的少年，把傳單藏在課本里，趁巡捕轉身的瞬間，飛快地塞進黃包車伕手裡。那車伕攥著紙的手在發抖，卻把車往僻靜的巷子裡趕，像是捧著團火。

法租界的公館區依舊夜夜笙歌。他去參加過一次洋行的晚宴，席間有英國領事舉著香檳，笑著說“上海的秩序恢復得很好”。旁邊有人附和，說“中國人還是需要引導的”。徐淵看著那人領帶上彆著的鑽石別針，突然想起去年夏天在警戒線外聞到的血腥味——原來鑽石和血，在某些人眼裡，是能混在一起下酒的。

夜裡過蘇州河時，總能看見對岸棚戶區的燈火。省港罷工的工人有不少躲在那裡，靠著各地寄來的捐款過活。有次他划船過去送棉衣，聽見有人在唱《國際歌》，調子跑了，卻唱得筆直，像暗夜裡豎起的脊樑。一個戴眼鏡的年輕人看見他，遞來張油印的小報，上面印著共產國際的宣傳文章，字跡模糊，卻燙得人手心發熱。

風更冷了，吹得他站立的露臺上的鐵欄杆冰涼。徐淵摸出懷錶，看了下時間，早上收到的訊息，說香港的英國商行快撐不住了，船運停了大半。他想起宣傳小報末端畫著的小小五角星，旁邊寫著：“冬天會冷，但火不會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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