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曉關於“輿論戰”的提議，在盟軍聯合參謀部內部引發了不小的爭議。一些傳統派將領認為這是“不務正業”，將寶貴的資源和精力投入“虛無縹緲”的心理戰，遠不如多造幾架轟炸機來得實在。然而，也有更具遠見的高官，尤其是深受其“東京玫瑰”廣播困擾的太平洋戰區心理戰部門，看到了其中蘊含的潛在價值。

促使盟軍最終點頭的，除了林曉方案本身的詳盡和“東方旅”願意承擔主要風險的姿態外，一個關鍵的催化劑，正是一份關於“東京玫瑰”廣播效果的最新評估報告。報告指出，儘管其內容粗劣，但這種持續不斷的、使用敵方語言、針對特定人群（如美軍士兵）的心理滲透，確實在部分單位中造成了輕微計程車氣波動和思鄉情緒，其潛移默化的影響不容小覷。

“他們可以用‘玫瑰’蠱惑我們計程車兵，我們為什麼不能用更鋒利的‘荊棘’，去刺穿他們的心臟和耳膜？”一位支援林曉的美軍心理戰專家在會議上如是說。

這份報告和內部的討論，也被有意無意地傳遞到了林曉手中。他仔細研讀著關於“東京玫瑰”播音風格、內容套路和頻率使用的分析，非但沒有感到沮喪，嘴角反而勾起了一絲冷峻的笑意。

“看來，我們這位看不見的‘對手’，倒是給我們好好上了一課。”林曉將報告遞給身旁負責籌備“真理之聲”計劃的幾名核心成員，其中包含了兩位精通日語和文化、被他從“歸巢”學者中特意挑選出來的專家，以及一名原上海廣播電臺的資深播音員。“她證明了，聲音是可以跨越海洋，穿透壁壘，直抵人心的。那麼，我們就要做得比她更好，更狠，更致命！”

他指著報告上的分析：“‘東京玫瑰’靠的是色情暗示和低階的謊言，她的聲音或許嫵媚，但內容空洞，經不起推敲。而我們，要打造的不是‘玫瑰’，而是‘太平洋之聲’—— 一個冷靜、理性、充滿不容置疑的事實力量的聲音！”

林曉進一步闡述了他的反制策略：

“首先，是聲音的權威性。我們的播音員，不能是矯揉造作的女聲，而應該是沉穩、有力、帶著不容置疑權威感的男聲，或者冷靜、知性、彷彿在陳述客觀事實的女聲。語調要平穩，用詞要精準，要像一位公正的法官在宣讀判決書，而不是一個酒吧女郎在調情。”

“其次，是內容的真實性。這是我們與‘東京玫瑰’最根本的區別。我們播送的每一個戰果，都必須有確切的時間、地點、番號支撐（當然是選擇性的公開）。我們可以播放被俘日軍官兵確認身份的錄音，可以描述被擊沉軍艦的具體型號和特徵，甚至可以公佈一些經過處理的、顯示日軍潰敗或狼狽景象的照片（透過無線電傳真技術嘗試傳送，或在廣播中詳細描述）。我們要用鐵一般的事實，一層層剝開日本軍部精心編織的謊言外衣。”

“最後，是策略的針對性。”林曉的目光銳利，“對日本本土民眾，我們要側重揭露戰爭對他們生活的破壞，物資的匱乏，親人的逝去，以及軍國主義頭目們的奢靡生活。對前線的日軍士兵，我們要強調他們被孤立、補給斷絕、成為棄子的絕望處境，並不斷重申我們只追究戰爭罪犯責任、善待普通士兵和民眾的政策。”

他看向那位原上海廣播臺的播音員：“老周，你的聲音條件很好，沉穩有力。我需要你摒棄所有表演痕跡，用最平實、最冷靜的語氣，去宣讀這些‘事實的判決’。要讓每一個聽到廣播的日本人，都感覺到這不是宣傳，而是他們無法迴避的真相。”

他又看向那兩位日裔專家：“宮本先生，山口小姐，你們負責內容的本土化和精準性。確保我們的用詞、語氣、甚至引用的典故，都能準確擊中日本人的文化心理和情感弱點。我們要讓他們聽得進去，然後……睡不著覺。”

籌備工作緊鑼密鼓地展開。一艘繳獲的日本中型貨輪被秘密拖回船塢，進行徹底改造。它的貨艙被加裝了大功率的短波廣播發射機和龐大的發電機組，甲板上設定了可升降的巨型天線。船體進行了加固和偽裝，並預留了安裝自衛武器的位置。這艘船被重新命名為“真相號”，將成為“太平洋之聲”漂泊在海上的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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