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周密部署”的死亡之網，已在夜幕下悄無聲息地合攏。臺北近郊那處作為“最後晚餐會”地點的安全屋，連同其周邊區域，已化為一座無形的鐵籠，只待時辰一到，便要發出雷霆一擊。肅殺之氣，如同不斷積聚的電荷，瀰漫在城市的空氣中，壓抑得令人窒息。

而在風暴眼的中心——那處即將舉行會議的郊外院落內，此刻卻呈現出一種詭異的、暴風雨前的短暫寧靜。會議的召集者，蔡孝乾（“張先生”），已於傍晚時分，悄然抵達此處。他獨自坐在佈置簡潔的客廳裡，窗外是沉沉的夜色，萬籟俱寂。

然而，這死寂的寧靜，卻未能給他帶來絲毫心安。一種莫名的、強烈的心悸，如同冰冷的毒蛇，纏繞在他的心頭，越收越緊。這是他多年地下生涯中，從未有過的糟糕預感。或許是連日來的高度緊張耗盡了心力，或許是動物本能在發出最後的警報，又或許，是潛意識裡對那過於“順利”的蟄伏與重啟產生了懷疑。

他坐立不安，起身在房間裡踱步。最終，他走到內室，從隨身攜帶的皮箱夾層中，取出了一把保養良好的勃朗寧手槍。冰涼的金屬觸感，讓他打了個寒顫。他熟練地退出彈夾，檢查子彈是否壓滿，然後又“咔嚓”一聲推上，開啟保險，將槍貼身藏在了長衫內袋裡。這個動作，與其說是為了戰鬥，不如說是一種尋求心理安慰的儀式，彷彿握住了槍，就握住了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他走到窗邊，撩開厚重窗簾的一角，警惕地向外窺視。夜色濃重，院外的小路空無一人，只有風吹過樹梢的沙沙聲。一切看起來平靜如常。他試圖說服自己：這個地方是新的，絕對安全；與會者都是最核心、最可靠的同志；會議內容至關重要，必須召開。他將那該死的心悸，歸咎於自己近期壓力過大產生的神經衰弱。

但內心深處的不安，卻揮之不去。他沉吟片刻，走到書桌前，拿起電話（安全屋內有一條經過偽裝的專線，極其隱秘）。他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撥通了一個號碼。接電話的是他那位年輕貌美的女友（並非同志，但知曉他部分身份）。

“是我，”蔡孝乾的聲音壓得很低，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沙啞，“聽著，明天……明天這個時候，如果我沒有給你打電話，也沒有按約定方式聯絡你，你不要等，也不要打聽。立刻離開住處，去我告訴過你的那個地方，用準備好的證件和錢，想辦法……去香港。”

電話那頭傳來女人驚慌的詢問聲。

“別問那麼多！”蔡孝乾粗暴地打斷她，語氣焦躁，“按我說的做！記住，就明天！過了明天這個點，如果我沒事，我會聯絡你。如果……如果沒有，你就立刻走！永遠不要再回來！聽明白了嗎？”

在得到對方帶著哭音的肯定答覆後，蔡孝乾不等她再多說，便重重地結束通話了電話。他長吁一口氣，彷彿卸下了一個包袱，但心頭的那塊巨石，卻並未減輕分毫。他這是在安排後路，一種近乎絕望的、下意識的安排。這個舉動本身，就暴露了他內心深處對明日之會那無法言說的巨大恐懼。

然而，可悲的是，即便到了這一步，他那深入骨髓的自負與僥倖心理，再次佔據了上風。他努力驅散心中的陰霾，強行給自己打氣：“不會有事的……這個地方絕對安全，保密局不可能找到這裡。會議很快結束，佈置完任務大家就分散，風險可控……是我自己太緊張了。”

他試圖用理性分析來壓制本能的不安，卻不知，他所有的行動，都已落入對手的算計之中。他檢查槍支、安排後路的每一個細節，都可能透過那個隱藏的內線，變成了谷正文案頭上確認其位置和心態的又一條情報。

這個風雨前夜，對寓所中的我們（吳石、聶曦）而言，同樣是一個不眠之夜。城西方向異乎尋常的軍事管制風聲，以及那種幾乎凝為實質的肅殺之氣，讓我們確信，最終的時刻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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