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館內的省身閣，名為閣，實則是一處清淨的獨立小院，供學子面壁思過、潛心修學之用。張詡被禁足於此，與外界的喧囂隔絕。初時，他心中充滿了憤懣、委屈與不甘。他自問一心為國，言辭或許激烈，但絕無誹謗親王、忤逆犯上之心，卻遭小人如此構陷，身陷囹圄（雖非牢獄，卻與囚禁無異），前途未卜。

他時而枯坐窗前，望著院中一方狹小的天空，回想講會上那驚心動魄的一幕，只覺一股濁氣堵在胸口，難以疏解。那冒充士子之人惡毒的眼神、刻意攀扯的話語，以及同窗們驚疑、疏遠甚至幸災樂禍的目光，如同夢魘般在他腦海中反覆上演。他恨那幕後主使的卑鄙，也怨江文淵為何不讓自己當場辯白，更對陛下這“等候審查”的旨意感到惶惑不安——是信了他，還是棄了他？

幾日下來，張詡茶飯不思，形容憔悴。看守他的老僕每日送來飯食與清水，並不多言，只是偶爾會放下一兩本書籍，皆是經典史論。張詡起初無心翻閱，直到一日，煩悶至極，信手拿起一本，卻是《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讀至屈原遭讒被放，行吟江畔，最終懷石投江，他不由悲從中來，感同身受，險些掉下淚來。

然而，再讀賈誼，雖亦壯志難酬，抑鬱而終，但其《治安策》《過秦論》等雄文，卻光耀千古，警醒後人。張詡合上書卷，陷入沉思。古來忠直之士，遭逢困厄者何其多也？或如屈原，以死明志，悲壯卻無力改變現實；或如賈誼，雖身死，其言其策卻能為後世鑑。

“我張詡若就此消沉，或憤懣而死，與國何益？與己何益？”他捫心自問，“那構陷我者，豈不正希望我如此？我若倒下，寒門學子士氣必受重挫，崇文館聲譽受損，陛下和娘娘革新之志亦會受阻。”

他想起了入崇文館時的雄心壯志，想起了石臺講會上揮斥方遒的激揚，更想起了皇后娘娘特意賞賜的那些書籍——尤其是那幾本關於言官風骨與進諫之道的典籍。當時他雖覺有理，卻並未深悟，此刻重憶，字字句句彷彿都有了新的含義。

“言官之責，在於匡正君失，裨補時闕。然進諫之道，非僅憑一腔血氣，更需審時度勢，講究策略。直言敢諫是風骨，但若因言獲罪，乃至授人以柄，牽連大局，則非智者所為。”書中之言，如警鐘在他心中鳴響。

“我……我錯了嗎？”張詡第一次開始認真反思自己過往的言行。他抨擊時弊，是出於公心，但方式是否過於直接、激烈？是否在批判舊制的同時，未能提出更穩妥、更具操作性的替代方案？是否在彰顯自身鋒芒的同時，忽略了可能帶來的連鎖反應，甚至被別有用心者利用？

這種反思是痛苦的，如同刮骨療毒。但張詡畢竟是聰慧之人，一旦開始跳出自身的委屈情緒，以更宏觀的視角審視全域性，便漸漸明白了自己的不足，也隱約窺見了這背後複雜的朝堂爭鬥。陛下和館主將他保護性地禁足於此，或許並非懲罰，而是一種變相的保護，給他一個冷靜和成長的機會。

想通了這一節，他心中的憤懣漸漸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沉甸甸的責任感和更加堅定的信念。他不能倒，更不能讓關心他、期望他的人失望。

自此，張詡彷彿換了一個人。他不再焦躁不安，而是重新捧起書本，如飢似渴地研讀經史子集，特別是歷代典章制度沿革和能臣幹吏的治國方略。他開始嘗試將自己對選官制度的批判性思考，轉化為更具建設性的、分步驟實施的改革策論。他將省身閣當成了另一個修行的道場，心無旁騖，學問反而愈發精進。

期間，江文淵曾來過一次，見他神態平和，專注學業，心中大感欣慰，知他已邁過心坎，成長了許多。江文淵並未多言朝局，只勉勵他靜心讀書，等待雲開霧散之日。

朝堂之上，因王御史的突然發難，焦點暫時從崇文館轉移到了汝南王府門下不法之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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