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劉宋那陣子，朝廷上下正為一件事頭疼——市面上的錢快沒法看了。不是缺角少邊，就是薄得像片樹葉，拿在手裡都怕風一吹就飛了。這事兒說起來也簡單，老百姓太會“精打細算”：官府鑄的銅錢不是有銅嗎？那就把銅錢邊緣剪一點下來，攢夠了銅再偷偷鑄成新錢。你剪我也剪，到最後，好好的一枚錢被剪得面目全非，購買力直線下降，市場上物價跟著亂漲，宋文帝劉義隆看著這亂糟糟的局面，頭髮都愁白了好幾根。

這天朝堂上，宋文帝把這事拋了出來，讓大臣們出出主意。滿朝文武你看我我看你，有的說要嚴查盜鑄，有的說要重新鑄新錢，吵了半天沒個準主意。這時候，錄尚書事江夏王劉義恭站了出來，清了清嗓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陛下，依臣之見，何必這麼麻煩？咱們不用鑄新錢，也不用嚴查，就下一道命令——把現在的大錢，一枚當作兩枚來用！”

這話一齣口，朝堂上瞬間安靜了，緊接著就有人偷偷議論：“王爺這主意，靠譜嗎？一枚錢當兩枚花，這不是變魔術嗎？”劉義恭倒是一臉得意，接著解釋：“你們想啊，民間剪錢不就是為了多弄點銅嗎？現在一枚錢頂兩枚用，老百姓覺得‘值了’，自然就不會再剪了。而且這樣一來，市面上的‘錢’一下子變多了，物價說不定還能穩下來，多好！”

宋文帝一聽，眼睛亮了：還有這好事？不用費錢費力鑄新錢，一道命令就能解決問題？他正想點頭，旁邊突然站出來一個人，連連擺手：“陛下不可！此計萬萬不可行！”說話的是右僕射何尚之，這位老爺子是出了名的務實派，一輩子跟財政打交道，最見不得這種“想當然”的主意。

何尚之走到朝堂中間，先對著宋文帝行了個禮，然後轉頭看向劉義恭，語氣裡帶著點無奈：“江夏王，您這主意聽著挺好，實則是把市場當戲臺子唱啊！一枚大錢當兩枚用，這不是憑空給貨幣漲價嗎？就像你手裡拿著一個蘋果，突然說它能當兩個蘋果賣，這蘋果本身沒變，只是咱們給它貼了個新標籤，這能叫解決問題？”

他頓了頓，接著說：“您想想，這錢是誰手裡多？是那些富人、士族！他們家裡堆著成千上萬的大錢，您一道命令下去，他們的資產直接翻了一倍，躺著就發財了。可窮人呢？窮人手裡本來就沒幾個錢，日常買米買面，以前一枚錢能買的東西，現在老闆肯定要收兩枚——畢竟老闆也不傻，知道這錢是‘虛高’的。到最後，富人更富，窮人更窮，這不是製造麻煩嗎？”

劉義恭聽了不樂意了：“何僕射，你這是杞人憂天！我這是為了穩定貨幣，怎麼就成了富了富人？”何尚之也不生氣，慢悠悠地舉了個例子：“王爺您家有一千枚大錢，按您的辦法，一下子就變成兩千枚的購買力；我鄰居是個賣菜的，手裡就十枚大錢，變完還是買不了多少東西。而且市場上的商家又不傻，今天知道錢能當兩枚用，明天就把菜價漲一倍，到時候老百姓手裡的錢還是不值錢，問題不還在那兒嗎？”

旁邊有大臣也跟著附和：“何僕射說得對，去年我在市場買布，一匹布要五十枚錢，後來因為剪錢的多了，漲到了六十枚。要是真按江夏王的主意，說不定商家直接漲到一百枚，到時候咱們這命令不就白下了？”還有人小聲嘀咕：“就是，這跟街頭騙子說‘一塊錢能當兩塊花’似的，聽著誘人，實則是坑人。”

宋文帝被兩人說得有點猶豫，一會兒看看劉義恭，一會兒看看何尚之。他心裡其實也明白何尚之說得有道理，但劉義恭的主意實在太“省事”了——重新鑄錢要花時間，嚴查盜鑄要費人力，哪有一道命令來得痛快？而且劉義恭是皇室宗親，又是自己信任的大臣，他說的話，宋文帝總覺得“不至於錯得太離譜”。

糾結了半天，宋文帝終於拍了板：“朕覺得江夏王的主意可行！先試試，要是不行再改不遲。”何尚之一聽，急得直跺腳，還想再勸，宋文帝卻擺了擺手：“好了，這事就這麼定了，散朝！”何尚之看著宋文帝離去的背影，嘆了口氣：“這哪是解決問題，這是給問題裹了層糖衣啊！”

果然，命令下達沒幾天，市場就亂了套。一開始，老百姓還覺得新鮮，拿著一枚大錢想買兩枚錢的東西，可商家們紛紛漲價，以前一文錢一個的饅頭，現在直接賣兩文；一匹布從六十枚錢漲到了一百二十枚。更有意思的是，有些富人趁機囤積貨物，本來手裡的錢翻了倍，又把糧食、布匹買下來，等物價再漲了再賣出去，一下子賺得盆滿缽滿。

有個叫王二的小商販，本來靠賣柴餬口，一天能賺十枚大錢，勉強夠一家人吃飯。命令下來後，他去買米，米店老闆說：“以前十枚錢買一斗米，現在得二十枚。”王二急了：“不是說一枚大錢當兩枚用嗎？我這十枚錢不就相當於二十枚？”老闆白了他一眼：“你當我傻啊？這錢還是那錢，銅沒多一點，我要是按十枚賣，不就虧了？”王二沒辦法，只能花二十枚錢買米，一天的柴白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