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的盛夏，硝煙味彷彿被亞得里亞海吹來的暖風沖淡了些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加微妙而熾熱的氛圍——不是來自戰場，而是來自街頭巷尾的議論、報紙上越來越大膽的社論，以及議會走廊裡壓低聲音卻掩不住興奮的交談。

多伊蘭大捷的餘波尚未平息，巴爾幹聯軍在北方牽制著奧匈大量兵力，正面戰場的壓力因此稍減。而就在一週前，外交部帶回了一份足以載入史冊的檔案副本：經過多年秘密談判，義大利王國與羅馬教廷終於在《拉特蘭條約》上達成一致。教皇承認義大利以羅馬為首都，義大利則承認梵蒂岡為主權國家並給予補償。持續近半個世紀、讓無數政治家頭疼的“羅馬問題”，在亞歷山德羅·科斯塔手中，以一種兼顧現實與體面的方式，宣告解決。

軍事上的勝利，加上這樁世紀和解，如同兩股強勁的助力，將亞歷山德羅的個人威望推向了連他自己都未曾預料的高度。報紙上不再僅僅是“首相”，而開始頻繁出現“國家舵手”、“義大利的拯救者”、“新時代的締造者”這樣的稱謂。街頭牆壁上，開始出現不知何人塗繪的簡筆肖像——頭戴桂冠，背景是羅馬城和飄揚的三色旗。

奎里納萊宮的書房裡，亞歷山德羅獨自站在窗前。夕陽將他拉長的影子投在光潔的地板上。桌上攤開著幾份最新的民意調查報告（由科斯塔集團旗下機構秘密進行），數字觸目驚心：超過75%的受訪民眾相信“義大利需要一位強有力且得到全民授權的領袖來領導戰後重建”，其中超過六成直接支援“由科斯塔首相擔任國家元首”。議會內，統一黨自不必說，就連部分中間派和溫和右翼也開始鬆口。

時機成熟了。亞歷山德羅清晰地意識到這一點。戰爭尚未結束，但勝利的曙光已在地平線隱約浮現。戰後，疲憊的民眾可能陷入迷茫，英法的支援可能因利益分配而減弱，各種思潮將激烈碰撞。他必須在權力交接可能帶來的混亂視窗期到來之前，完成最關鍵的一步——將戰時領袖的臨時威望，固化為國家元首的法定權威。

“不是在戰後，而是在勝利前夜。”他對自己低語。他要以帶領國家走向最終勝利的統帥身份加冕，而不是一個分享和平果實的政治家。

接下來的幾周，一場精密、高效且心照不宣的政治運作悄然展開。

首先，在議會。由統一黨資深議員牽頭，一份措辭嚴謹的“關於國家未來領導體制與戰後穩定的特別提案”被正式提交。提案回顧了國家在“科斯塔首相領導下”取得的輝煌成就，強調了當前“歷史性關頭”需要“高度穩定、延續和強有力的領導”，並“基於國家最高利益和廣泛民意”，建議推舉亞歷山德羅·科斯塔為義大利王國新任國王，以完成“從統一到復興的偉大程序”。

辯論是激烈的，但反對的聲音在排山倒海的民意和統一黨的絕對多數面前，顯得蒼白無力。亞歷山德羅本人沒有參與辯論，但他透過親信釋放了關鍵資訊：新體制將完全尊重憲法框架，議會權力將得到保障；對於薩伏伊王室的其他支系，將給予體面的待遇和補償；加冕儀式將因戰爭從簡，不耗費國庫巨資。

6月28日，關鍵的投票日，蒙特奇托里奧宮座無虛席。當議長宣佈提案以壓倒性多數透過時，掌聲如雷，久久不息。這不是一次普通的立法透過，這是一次權力的和平禪讓，一次共和國精神與帝國傳統的奇特融合。

與此同時，外交渠道異常繁忙。外交大臣索尼諾親自向倫敦和巴黎傳遞了“義大利即將進行的重大政治調整”資訊，並著重強調兩點：第一，此舉旨在確保義大利戰後穩定，防止布林什維克思潮或其他極端勢力利用權力真空；第二，新的義大利將繼續堅定站在協約國一邊，直至戰爭徹底勝利。英法兩國政府正被西線戰事和國內問題搞得焦頭爛額，一個穩定、親協約國的義大利是他們樂於見到的。經過短暫磋商，倫敦和巴黎發回了“理解並尊重義大利人民選擇”的外交照會。這便足夠了。

1918年7月5日，羅馬，聖約翰拉特蘭大教堂。沒有中世紀式的奢華冗長，沒有各國君主雲集的盛大場面。由於戰爭，儀式被最大限度簡化。教堂內莊嚴肅穆，出席者僅限於議會兩院領袖、內閣全體成員、軍方最高將領、最高法院法官以及部分社會賢達。窗戶緊閉，以隔絕可能的外部喧囂。

亞歷山德羅·科斯塔——此刻他還穿著那身熟悉的深色首相禮服，緩步走向祭壇前。沒有薩伏伊王室的加冕禮袍，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設計簡潔、剪裁利落的深藍色元帥禮服，這是他作為最高統帥的戰時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