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回桌前，手指重重按在《倫敦條約》上：“索尼諾，記住我們的底線：特倫蒂諾、南蒂羅爾、的裡雅斯特、伊斯特拉半島，這些核心‘未收復領土’必須百分之百拿回，沒有任何商量餘地。這是戰爭合法性的根基。達爾馬提亞海岸和島嶼，尤其是扎達爾、斯普利特、科托爾灣，必須盡最大努力爭取，這是《倫敦條約》的承諾，也是未來海軍控制亞得里亞海的關鍵。至於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內陸……”他停頓了一下，聲音轉冷，“如果英法執意要扶植一個‘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斯洛維尼亞人王國’（南斯拉夫）作為他們在巴爾幹的棋子，我們可以做出‘讓步’，但必須有等價的、其他地方的利益交換。”

“陛下的意思是？”

“中東，石油。”亞歷山德羅吐出兩個詞，“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在巴爾幹是武器，在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也可以是武器。庫爾德人？亞美尼亞人？阿拉伯人？我們可以支援他們的‘自決’，然後從他們‘獨立’後的新國家裡，拿到我們想要的東西：中東的石油特許權，波斯灣的港口租借地，阿拉伯的某種特殊地位。英國人想要中東？可以，但必須分我們一杯羹，作為對我們在歐洲‘讓步’的補償。把談判的棋盤擴大，從亞得里亞海擴大到地中海東岸，甚至更遠。”

索尼諾的眼睛亮了起來，這正符合他擅長複雜交易的外交風格。“我明白了，陛下。我們會準備多套方案，在巴黎的會議上，時而與英法站在一起壓制美國過分的理想主義，時而聯合美國製約英法的殖民貪婪，必要時候甚至可以利用日本人對於太平洋島嶼和山東問題的關注，尋找臨時同盟。我們要讓所有人都覺得，滿足義大利的部分要求比激怒義大利、讓和會破裂更為有利。”

“帶上這個。”亞歷山德羅從抽屜裡取出一枚特製的印章，上面刻著凱撒的徽記和義大利國徽，“必要時，可以用它來‘印證’某些非正式的、但極具分量的承諾或威脅。記住，你們身後是維托里奧威尼託勝利的軍隊，是剛剛凝聚起來的民族意志。在巴黎，你們不是乞討者，是來兌現一張用鮮血寫就的支票的債主。雖然……債主往往發現，欠債的人總想賴賬。”

1919年1月18日，巴黎，凡爾賽宮鏡廳。義大利代表團在路易吉·佩斯卡託雷首相和外交大臣西德尼·索尼諾的率領下，步入這個充滿歷史象徵意義的大廳。水晶吊燈的光芒映照著他們深色莊重的禮服，也映照著周圍其他國家代表審視、好奇、乃至戒備的目光。

佩斯卡託雷面帶溫和的微笑，與認識的英法官員寒暄。而索尼諾則徑直走向安排好的座位，目光銳利地掃過主席臺：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神情嚴肅，帶著傳教士般的使命感；英國首相戴維·勞合·喬治顯得精明而疲憊，手指習慣性地敲擊著桌面；法國總理喬治·克里孟梭，人稱“老虎”，嘴角緊繃，眼神如鷹隼。

和會開幕的宏大詞藻很快散去，實質性的分贓在委員會和密室裡迅速展開。果然，當意大利代表在領土委員會首次提出基於《倫敦條約》的完整要求時，冷水便潑了下來。

英國代表含糊其辭，強調“新的民族國家現實”。法國代表則更直接地表示，過度削弱新生的南斯拉夫國家不符合“歐洲長期穩定”，並暗示義大利在戰爭最後階段的貢獻“雖然重要，但並非決定性”。

索尼諾安靜地聽著，沒有立刻反駁。他只是將一份精心準備的備忘錄，透過秘書遞交給主席團。備忘錄裡，除了《倫敦條約》的引文，還有詳盡的統計資料：義大利在戰爭中的動員兵力、傷亡人數、擊潰奧匈軍隊的戰役列表，以及對協約國物資供應的貢獻。數字冰冷，但比任何言辭都更有力。

第一輪接觸，他就明白了亞歷山德羅預判的完全正確：這張血寫的支票在和平的陽光下，被債主們試圖重新審閱、打折，甚至作廢，真正的博弈才剛剛開始。他看了一眼窗外巴黎灰濛濛的天空，知道接下來幾個月，這裡將是沒有硝煙卻同樣殘酷的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