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的初夏，歐洲的外交中心轉移到了德意志帝國的首都柏林。由“鐵血宰相”俾斯麥發起並主持的這次國際會議，名義上是為了“修訂”俄土之間過於苛刻的《聖斯特法諾條約》，維護歐洲“和平與均勢”，實則是一場赤裸裸的、重新瓜分奧斯曼帝國遺產、調整巴爾幹勢力範圍的列強分贓大會。對於剛剛躋身強國俱樂部、亟需國際承認其殖民成果的義大利王國而言，這是其建國以來面臨的最重要、也最考驗外交智慧的國際舞臺。

亞歷山德羅在羅馬奎里納萊宮的書房裡，與外交大臣蒙特貝羅子爵進行了最後一次出發前的密談。牆上懸掛著巨大的歐洲和地中海地圖，上面清晰地標註著義大利在北非和愛琴海新獲得的土地。

“子爵，”亞歷山德羅的目光銳利而冷靜，“記住，我們此行唯一的核心目標，不是去爭奪巴爾幹的土地——那不是我們的遊戲場，也不是我們目前能消化得了的。我們的目標是讓歐洲，尤其是英、法、奧、德、俄這五大國，白紙黑字地、明確承認義大利對的黎波里塔尼亞、昔蘭尼加（我們稱之為利比亞）以及克里特群島的‘特殊利益’和實際統治權。這是我們的底線，不容任何質疑和後退。”

他踱步到窗前，看著羅馬的街景，繼續說道：“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必須展現出靈活性和戰略價值。在巴爾幹問題上，我們沒有固定的盟友，只有永恆的利益。如果支援奧匈帝國在波斯尼亞的行動能換取他們對我們北非利益的承認，那就支援；如果預設英國對塞普勒斯的野心能換來倫敦的點頭，那就預設。甚至…在必要時，可以對俄國表示一絲有限的同情，以增加我們與其他國家談判的籌碼。我們要做的，不是一個挑戰者，而是一個精明的交易者和既成事實的確認者。”

“我明白，首相閣下。”蒙特貝羅男爵鄭重點頭，他深知肩上擔子的重量，“我們會利用一切機會，強調義大利的佔領帶來了‘秩序’與‘穩定’，並已獲得‘當地居民’的‘廣泛接受’（儘管這很大程度上是宣傳）。我們會讓其他大國意識到，承認義大利的既得利益，是維持地中海新均勢的最便捷、最符合他們自身利益的選擇。”

“很好，”亞歷山德羅拍了拍男爵的肩膀，“去吧。讓歐洲聽聽義大利的聲音。”

1878年6月13日，柏林會議在俾斯麥的主持下正式開幕。會議氣氛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猜忌、算計和暗流湧動。蒙特貝羅子爵率領的義大利代表團，與其他大國的全權代表——英國的迪斯雷利和索爾茲伯裡、奧匈帝國的安德拉西、法國的瓦丁頓、俄國的戈爾恰科夫以及東道主俾斯麥——同坐一桌。與那些老牌帝國的代表相比，義大利人顯得相對低調，但蒙特貝羅子爵以其貴族式的優雅、流利的多國語言和謹慎的言辭，逐漸贏得了尊重，也小心翼翼地試探著各方的底線。

會議的核心焦點自然是巴爾幹問題。俄國代表戈爾恰科夫極力想保住《聖斯特法諾條約》中“大保加利亞”的果實，但遭到了英國和奧匈帝國的強烈反對，雙方爭論激烈，幾乎陷入僵局。俾斯麥則扮演著“誠實的中間人”角色，但實際上更傾向於壓制俄國，提升德國的影響力。

義大利代表團並未過多捲入這場核心爭吵。蒙特貝羅子爵及其團隊巧妙地穿梭於各代表團之間，進行著密集的會外活動和雙邊磋商。他與英國代表索爾茲伯裡勳爵的會談至關重要。

“勳爵閣下，”蒙特貝羅在一次私下會晤中，語氣誠懇，“義大利完全理解並尊重大不列顛在東地中海至高無上的戰略關切。我們注意到，塞普勒斯島對於維護航線安全、遏制某些勢力（他含蓄地指俄國）的擴張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義大利政府願意在此次會議上，對英國在塞普勒斯的‘特殊利益’表示充分的理解，並相信英國的管理將為該地區帶來穩定與繁榮。”這番話幾乎是明確暗示義大利不會反對英國佔領塞普勒斯。

索爾茲伯裡勳爵是精明的現實主義者，他深知義大利在地中海中部實力的增長已不可避免。用一個奧斯曼的島嶼（塞普勒斯）去交換義大利對英國行動的默許，並換取義大利在北非和克里特島問題上對英國的配合（至少不搗亂），是一筆劃算的交易。他微笑著回應：“子爵閣下，英國也同樣關注地中海地區的整體穩定。一個強大而負責任的義大利，是維持該地區平衡的重要因素。對於的黎波里和克里特島既已形成的局面，英國政府認為，只要能夠確保當地秩序和商業自由，並非不可接受。”

與奧匈帝國外長安德拉西的會談則側重於巴爾幹西部。蒙特貝羅暗示，義大利對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未來沒有興趣，甚至可以支援奧匈帝國在該地區發揮“穩定作用”，前提是維也納必須明確承認義大利在北非和愛琴海的利益。正處於與俄國尖銳對立中的奧匈帝國，樂於見到義大利站在自己一邊，至少保持中立，因此很快做出了積極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