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會最後一天，安排了一場開放性的專題討論，主題更為宏大：“全球公共衛生的未來——挑戰與創新”。

與會者級別更高，討論也更趨激烈。

林傑作為前幾天表現突出的代表，再次被邀請參與討論。

討論過半，話題不可避免地聚焦到不同國家公共衛生體系的比較和未來路線上。

幾位歐美專家在肯定中國在疫情初期控制成效的同時，又不約而同地強調“資料開放”、“社會自由度”、“多元主體參與”等西方價值觀下的體系要素，言語間帶著某種優越感。

輪到林傑發言時，他沒有直接反駁，而是再次以江東實踐為例：“體系的優劣，最終要看它能否在最關鍵的時刻，最有效地保護最多數人的生命健康。這需要執行力，需要效率，也需要將有限的資源精準投放到最需要的地方。不同的文化傳統、發展階段和社會結構，自然會孕育出不同的治理模式和體系形態。重要的是實效。”

他講得客觀平和，但核心觀點明確：不看廣告看療效。

這時，那位《環球洞察》的記者再次獲得了提問機會，他似乎有備而來，問題更加咄咄逼人。

“林博士，我注意到您反覆強調‘實效’。但‘實效’如果建立在被認為不夠透明的資料和不被廣泛認同的治理模式上，其可信度和普適性如何體現？更重要的是，您和您的同行們似乎總是在為現有的模式辯護，卻很少見到你們對全球公衛體系貢獻出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中國方案’或‘中國智慧’。這是否意味著，你們所謂的‘實效’，只是一種封閉體系內的自我迴圈，無法為人類共同應對未來挑戰提供新的、可借鑑的路徑？換句話說，除了證明你們自己能‘搞定’內部問題，中國還能為世界貢獻什麼？”

這個問題比前一天更加尖銳和深入，不僅重複質疑資料和政治體系，更直接將矛頭指向了中國對全球公衛的“貢獻不足”，試圖將中國定位為一個“索取者”而非“貢獻者”，甚至暗指中國的模式是封閉和自私的。

會場內瞬間安靜下來，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看向林傑。

這已經超出了學術討論的範疇，帶著強烈的意識形態攻擊色彩。

林傑緩緩站起身，沒有立刻回答，而是目光平靜地看了一眼全場，最後對著那位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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