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的深秋，金色灑滿美泉宮的花園，但也給這座城市蒙上了一層清冷的濾鏡。在維也納音樂學院那棟擁有百年曆史、牆壁上掛著歷代音樂大師肖像的主樓裡，採光極好的一間辦公室內，卡爾·格魯伯教授剛剛結束一堂關於貝多芬晚期絃樂四重奏的專題研討。

學生們抱著厚厚的樂譜和筆記恭敬地離開，辦公室裡恢復了寧靜，只有牆角那座古老的落地鍾發出沉穩的滴答聲。格魯伯走到窗邊，望著院子裡幾近光禿的梧桐樹枝，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窗框上精緻的雕花。他年近七十，頭髮銀白梳理得一絲不苟，深色的三件套西裝熨帖平整，整個人像一尊凝固在十九世紀的雕塑，散發著經由時間沉澱的權威感。

《維也納音樂評論》的資深記者米歇爾·霍夫曼如約而至，他是格魯伯少數願意接待的媒體人之一。寒暄過後，訪談很快進入正題，話題圍繞著即將到來的薩爾茨堡夏季音樂節，以及格魯伯作為評委會重要成員對當代音樂發展的看法。

“教授，我們注意到，今年的音樂節邀請名單上，出現了一位來自華夏的音樂人，凌雲。”霍夫曼翻看著筆記，謹慎地引入話題，“他似乎在國內和國際的流行樂壇都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一種被稱為‘夏國風’的音樂現象。您有關注到嗎？”

格魯伯的眉梢幾不可察地動了一下。他轉過身，走向自己的桃花心木書桌，動作緩慢而鄭重，彷彿每一步都丈量著某種尊嚴。

“霍夫曼先生，”他開口，聲音帶著老派德語區學者特有的低沉和清晰，“在音樂的聖殿裡，我們談論巴赫的結構，莫扎特的靈感，貝多芬的掙扎與超越。我們探討復調對位的精妙，和聲進行的邏輯，配器法的色彩。”他沒有直接回答關於凌雲的問題，而是先劃定了他心中的“音樂”疆域。

他拿起桌上的一份薄薄的資料，那是金代表的人“恰到好處”地提供給某些歐洲音樂評論人的“背景摘要”，裡面“客觀”地提及了凌雲歌曲在商業上的巨大成功，以及其與官方文化戰略的“緊密聯絡”。

“至於你提到的這位……凌先生，”格魯伯終於將目光落在資料上，語氣平淡得像在評價一件遙遠的、與己無關的物品，“以及他所代表的所謂‘夏國風’，我確實略有耳聞。”

他停頓了一下，彷彿在尋找最準確的措辭，那雙藍色的眼睛透過老花鏡片，看向霍夫曼，也彷彿透過他，看向整個急於尋求新刺激的音樂世界。

“基於我所聽到的有限片段，以及瞭解到的一些情況，”他緩緩說道，每個字都像經過精密校準，“我認為，那更像是一種……嗯……‘有趣的雜耍’。”

“雜耍？”霍夫曼下意識地重複，這個詞彙在音樂評論的語境中，顯得格外刺耳。

“是的，雜耍。”格魯伯肯定道，語氣裡沒有明顯的情緒，卻比直接的嘲諷更顯輕蔑，“它將一些東方的、異域的音色和符號，比如那種……彈撥樂器（他可能指的是琵琶）和拉絃樂器（二胡），與西方流行音樂的簡單節奏模式拼湊在一起。它依賴於新鮮感，依賴於某種對神秘東方的想象，或許還依賴於其本土市場的龐大和……特定的推廣力量。”

他輕輕將那份資料放回桌面，彷彿那上面沾著看不見的灰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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