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前三天的傍晚，我推開了縣城家屬院的鐵門。紅磚樓牆爬滿了爬山虎的枯藤，父親單位的老腳踏車棚還杵在樓下，母親正站在三樓陽臺收被子，看見我出現在樓道口，探著身子喊：“澤嵐？咋不提前說一聲！”

樓梯間的聲控燈隨著我的腳步次第亮起，映著牆上斑駁的“文明家庭”獎狀。這是父親在縣化肥廠當班長時得的，鏡框邊緣掉了塊漆，卻被母親擦得鋥亮。剛到二樓，就聽見父親在屋裡咳嗽——他退休後總這樣，車間裡吸了二十年粉塵，嗓子像裝著把沙子。

“回來啦？”父親從沙發上站起來，手裡還捏著《參考訊息》，老花鏡滑到鼻尖上。他穿的深藍色工裝褂子洗得發白，袖口磨出了毛邊，這是他一輩子的習慣，說“穿這個幹活利索”。母親已經繫上圍裙鑽進廚房，抽油煙機嗡嗡響起來，混著她的唸叨：“冰箱裡有你愛吃的帶魚，早上剛買的。”

飯桌上擺著四菜一湯，都是我從小愛吃的：紅燒帶魚、醋溜白菜、炒花生，還有盆紫菜蛋花湯。母親不停地往我碗裡夾魚，筷子在瓷盤上劃出輕響：“在鄉里是不是沒好好吃飯？看你瘦的，臉都曬黑了。”

我扒拉著米飯，目光落在父親的手背上——那裡有塊月牙形的疤，是年輕時檢修機器被齒輪蹭的。小時候我總摸著這疤說：“爸，你是英雄。”現在才明白，這疤裡藏著的，是供我上學的工資，是母親在百貨大樓站櫃檯的辛苦，是這個縣城普通家庭的全部分量。

“下禮拜我要去市裡考試。”我放下筷子，湯碗的熱氣在鏡片上蒙上層霧，“考市政府的公務員。”

母親的筷子頓在半空，帶魚的油星滴在桌布上，洇出個小小的黃點。“公務員？”她扶了扶鬢角的碎髮，語氣裡帶著驚訝，“就是你張叔那種？在市政府大樓上班，天天寫材料的？”

張叔是父親的老同事，後來轉行去了機關，每次過年串門都穿西裝，母親總說“那才是體面工作”。可她不知道，我在青石鄉寫的材料，比張叔桌上的檔案厚得多——紅果村修路的申請、李家坳打井的報告、全鄉低保戶的核查表，每一頁都帶著泥土味。

“差不多。”我從包裡掏出招考簡章，父親推了推老花鏡湊過來，手指在“綜合一科”那欄停住：“寫材料的？你在學校時作文就好，說不定能行。”他說話時總這樣，永遠帶著點笨拙的鼓勵。

“在鄉里不是挺好？”母親往我碗裡盛了勺湯，“趙書記上次來縣城開會，特意到百貨大樓找我，說你幫紅果村修路立了功，還說要給你爭取轉正。”她總覺得“鄉下”是過渡，轉正了就能回縣城，像父親一樣找個安穩差事。

我望著窗外的路燈，橘黃色的光透過玻璃落在桌布上，突然想起李家坳的夜晚。那裡沒有路燈，卻有比星星還密的螢火蟲，孩子們舉著玻璃瓶跑過打穀場，喊著“李大哥，給我們念課文”。有個叫小石頭的娃，總把凍裂的手藏在袖子裡，卻能把《賣火柴的小女孩》背得讓人心酸。

“媽，你還記得我上次跟你說的王老師不？”我夾了顆花生，“就是李家坳小學的，全校就她一個老師，帶著二十多個娃，教室窗戶破了用塑膠布糊著，冬天凍得握不住筆。”

母親點點頭，往廚房拿醋瓶的腳步慢了些。她在百貨大樓賣了三十年文具，最知道鉛筆橡皮對娃的分量。上次我託她帶二十塊橡皮，她特意挑了帶卡通圖案的，說“娃們會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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