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教令既下，籌建“崇文館”與四州州學之事，便由尚書左僕射崔胤總領，杜讓能協理，緊鑼密鼓地鋪展開來。然而，事情甫一開始，便遇到了預料之中的阻力，這阻力首先便體現在長安“崇文館”的館址選擇上。

按照崔胤與杜讓能最初的規劃，為示隆重，並便於管理，擬選址於皇城東南隅，原國子監附近一處官地。此地臨近宮署，環境清幽，本是上佳之選。然而，訊息傳出，朝中一些出身世家或與舊族關係密切的官員，便以“臨近宮禁，恐生徒喧譁，有失體統”、“國子監乃國家養士重地，新學混雜，恐非所宜”等理由，或明或暗地表示反對。更有甚者，私下串聯，意圖推動將館址定在更偏遠、條件更差的地點。

崔胤將爭議呈報至承運殿。李鐵崖聽罷，冷笑一聲：“體統？孤要的是為國育才，不是養一群清談客！靠近宮禁怎麼了？讓未來的棟樑早早感受朝廷氣象，有何不可？國子監？”他語氣轉厲，“國子監若能廣育英才，不拘門第，孤又何必另起爐灶？此事不必再議！”

他直接召來將作大匠，親自圈定館址——不僅仍在皇城東南，而且面積比原議更大，將旁邊一片前朝廢棄的宗正寺別院也劃了進去。“此地甚好，屋舍雖舊，根基猶在，修繕擴建即可。著將作監即刻動工，按照崇文館所需，設計講堂、齋舍、藏書樓、射圃、膳堂，務求寬敞實用。工期，限三月之內，完成主體。錢糧物料，優先撥付。有延誤者，嚴懲不貸！”

秦王乾綱獨斷，選址風波戛然而止。將作監不敢怠慢，立即徵調工匠、民夫數千，冒著春寒，日夜趕工。原本略顯荒僻的東南隅，頓時成了長安城中最忙碌的工地之一，夯土聲、鋸木聲、號子聲，響徹雲霄，也敲打在許多舊族子弟的心頭。

館址既定，更關鍵的章程細則擬定，則考驗著崔胤、杜讓能等人的智慧與決心。如何在打破門閥壟斷的同時，儘可能減少阻力，確保新學能切實推行？

承運殿旁的政事堂內，燈火常常徹夜不熄。崔胤、杜讓能召集了部分出身相對寒微、支援新政的官員，以及從民間徵辟的幾位有名望的儒士、算學家，反覆商討。

“生徒資格，乃第一要務。”杜讓能執筆記錄，“王爺明示‘無論門第，唯才是舉’。然才如何舉？若完全不論出身，只憑考試，恐世家子弟自幼薰陶，依然佔優。且寒門子弟，求學無門，如何能與他們同場較技？”

一位來自同州的寒士出身官員提議：“下官以為，可分途並進。其一，可由州縣薦舉，但須嚴格名額與標準，注重實學、品行，而非虛名。其二，可設‘特科’，如明算、明法、明工等，專考實用技藝，不同經義文章，或可讓有一技之長者脫穎而出。其三，王爺親軍、各鎮軍中，可選拔聰慧有功之低階軍校、士卒子弟入學，此輩忠誠可靠，且多知實務。”

崔胤點頭：“此議甚好。可規定，崇文館每年招收生徒二百人。其中，一百人由關中、河中、河陽、昭義、洛陽、河套等各州按戶口比例薦舉，薦舉時需附被薦者‘家狀’（履歷）、‘藝業’（專長）及州縣考語，並需有至少兩名非親屬官員作保，嚴防濫竽充數。另五十人，透過‘特科’考試選拔，分算學、律學、地理堪輿、農工格物等科，由館中博士出題考核。最後五十人，由王府及各鎮軍推薦忠勇將士子弟或軍中俊才。如此，三途並進，或可兼顧。”

“課程設定，亦當革新。”一位被徵辟的老儒緩緩道，他雖通經史，但對實學亦不排斥，“儒家經義，修身治國之本，不可偏廢，當為必修。然可側重《春秋》、《左傳》之微言大義，《史記》、《漢書》之治亂興衰，《論語》、《孟子》之仁政思想，弱化繁瑣章句訓詁。此外，律學、算學、地理（需涵蓋山川險要、風俗物產）、農桑要術、水利概要，乃至基礎兵略、公文寫作，皆應設為常科。可分經義、實務兩齋，各有側重。”

“師資更是關鍵。”崔胤沉吟，“名儒固然要請，如顏荇先生（虛構，設定為關中著名儒者，相對開明），德高望重，可為表率，掌經義齋。然實務科目，名儒未必精通。可廣徵天下有實學之士，如精通律法的退職老吏，擅長水利的工匠，熟知邊情的軍中將校，甚至善於經營的商人，只要品行無虧，確有專長，皆可聘為博士、助教。王府厚給俸祿，授以官職，提高其地位。”

“生徒待遇，亦需明確。”杜讓能接著道，“凡入館生徒，一律免除本人徭役。供給食宿，按季發放衣物、筆墨紙硯。設立‘膏火銀’，按月考績優劣發放，以資鼓勵。貧寒優異者，另有補助。學制暫定三年，每年考核，劣者退，優者獎。卒業時，由王府與館中博士共同考核，分上、中、下三等。上等者，可直接授王府及各曹司低階官職，或薦於州縣為吏；中等者，可參加王府特設的銓選考試，優先錄用；下等者，亦可回鄉，由州縣優先聘為佐吏或鄉學教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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