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睍（？—西元1227年），小字不詳，乃西夏第十位，也是最後一位皇帝，廟號末帝，無諡號、無陵寢，是西夏曆史上最悲情的末代君主。正史中對他的記載極為簡略，僅寥寥數語提及他在李德旺病逝後被擁立為帝，最終投降蒙古、西夏滅亡，卻未言及其出身細節、繼位的倉促與無奈、執政期間的絕望掙扎，以及民間流傳的相關軼事。唯有西夏民間代代相傳的傳聞，結合零星史料碎片，才拼湊出一個懦弱卻也有過堅守、無能卻心懷不甘，生於亂世、接手覆滅殘局，最終淪為亡國之君的悲情形象。他出身西夏宗室，是西夏獻宗李德旺的侄子（一說堂弟），自幼生長在西夏衰敗的亂世之中，從未想過自己會登上皇位，卻在西夏最危急的時刻被推上權力的頂峰，肩負起挽救家國的重任，可此時的西夏早已油盡燈枯，他拼盡全力堅守，卻終究未能逃脫亡國的命運，他的一生，是西夏滅亡的終章，也藏著末代君主的無盡悲涼與無力。

正史中僅記載李睍“獻宗崩，國人立睍為帝”，一筆帶過他的繼位始末，卻未提及其中的倉促與被動，而野史傳聞中的他，繼位之路毫無波瀾，卻滿是無奈與絕望。民間傳聞，李睍並非皇室核心成員，自幼性情溫和、略顯懦弱，不擅權謀、不習兵法，相較於李德旺的勤勉務實，他更傾向於安穩度日，從未有過覬覦皇位的野心。他年少時，親眼目睹蒙古鐵蹄踐踏西夏國土，百姓流離失所、國家日漸衰敗，心中雖有悲憫，卻因自身能力有限，始終無法為國家分憂，只能默默蟄伏，在宗室之中低排程日。西元1226年年底，西夏獻宗李德旺在中興府被蒙古大軍圍困期間憂憤病逝，此時的西夏群龍無首、人心惶惶，中興府被蒙古大軍團團圍困，彈盡糧絕、岌岌可危，朝中大臣與黨項貴族急得焦頭爛額，迫切需要一位君主主持大局，凝聚力量繼續抵抗。

野史中流傳著一段隱秘傳聞：李德旺病逝後，朝中大臣曾商議擁立一位有膽識、有謀略的宗室子弟繼位，可此時的西夏宗室，要麼戰死沙場，要麼早已投降蒙古，要麼年幼無能，可選之人寥寥無幾。最終，大臣們無奈之下，將目光投向了低調內斂的李睍——他出身宗室，身份合法，且性情溫和，不易引發內鬥，更重要的是，大臣們深知，此時的皇位早已不是權力的象徵，而是一份沉重的亡國之責，無人願意主動承擔，李睍不過是被眾人推上了這個風雨飄搖的皇位。還有野史傳聞稱，當時部分投降派大臣暗中與蒙古聯絡，有意擁立一位懦弱無能的君主，以便日後順利投降蒙古，保全自身富貴，而李睍的懦弱性格，恰好符合他們的心意，在投降派的暗中推動下，李睍最終被擁立為帝，繼位後未改元，依舊沿用李德旺的“乾定”年號，此時的他，不過是一個被大臣們操控的傀儡，手中毫無實權，接手的，是一個早已註定覆滅的爛攤子——中興府被圍、糧草斷絕、兵力耗盡，城外是蒙古大軍的鐵蹄，城內是飢寒交迫的百姓與人心惶惶的大臣，西夏的滅亡，早已只是時間問題。

李睍繼位之後，正史中幾乎沒有記載他的執政舉措，僅提及他最終投降蒙古，而野史傳聞中的他，並非一味懦弱投降，也曾有過短暫的堅守與掙扎，只是這份掙扎，在絕對的實力差距面前，顯得格外渺小與無力。傳聞李睍登基伊始，內心充滿了恐懼與茫然，他深知自己能力有限，無法挽救西夏的危局，卻也不願輕易放棄祖宗基業，不願做亡國之君。在抵抗派大臣的勸說與鼓勵下，他也曾下定決心，堅守中興府，與城池共存亡，延續西夏的國祚。他效仿李德旺，親自登上城牆，慰問守城將士，雖然言辭笨拙，卻也飽含誠意，他對著將士們說道：“朕無能，卻不願棄家國百姓於不顧，願與諸位將士一同堅守，直至最後一刻。”他的話語，雖未能像李德旺那樣鼓舞人心，卻也讓部分將士深受觸動，堅定了抵抗到底的決心。

為了守住中興府，李睍也曾做過一些徒勞的努力，野史傳聞中，他聽從抵抗派大臣的建議，下令整頓城防，組織百姓參與守城，將城中僅存的糧食集中起來，優先供應守城將士，試圖拖延時間，等待奇蹟出現。他還曾派遣使者，冒著生命危險衝出重圍，前往金朝求援，可此時的金朝，自身也面臨著蒙古的猛烈進攻，國力衰敗、自身難保，根本無力援助西夏，使者奔波數日，最終只能空手而歸，這份絕望，讓李睍徹底陷入了崩潰的邊緣。此外，李睍還曾試圖與蒙古大軍談判，希望能以割讓土地、繳納貢賦為條件，換取蒙古大軍撤軍，可蒙古大軍此時早已下定決心滅亡西夏，根本不願接受談判，使者不僅未能達成目的，反而被蒙古大軍扣押，這也讓西夏上下徹底失去了希望。

野史傳聞中，李睍的執政期間，始終被投降派與抵抗派的爭鬥所困擾，自身毫無話語權，更是飽受恐懼與煎熬。投降派大臣見西夏滅亡已成定局，紛紛上書勸諫李睍，要求放棄抵抗，主動投降蒙古，保全自身與百姓的性命，他們甚至暗中與蒙古大軍聯絡，出賣城中的防守情報，催促李睍儘快投降。而抵抗派大臣則堅決反對投降，懇請李睍堅守到底，哪怕戰至最後一人，也不願屈膝投降，他們與投降派大臣相互爭鬥、相互指責，朝堂之上一片混亂，內耗嚴重，進一步加速了西夏的滅亡。李睍夾在兩派之間，左右為難，他既不願投降受辱，又深知堅守下去毫無希望，每日都在恐懼與掙扎中度過，日漸消沉，甚至一度閉門不出，不願面對眼前的慘狀。

更讓李睍絕望的是，中興府被圍困數月後，城內糧草徹底斷絕，飢寒交迫的百姓與將士們，早已失去了抵抗的力氣，野史中記載，當時的中興府，餓殍遍野、哀嚎遍野，百姓們只能以草根、樹皮為食，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慘狀，守城將士們疲憊不堪、衣衫襤褸，許多人因飢餓與傷病失去了戰鬥力，即便有少數將士依舊堅守，也難以抵擋蒙古大軍的猛烈進攻。此外，蒙古大軍還切斷了中興府的水源，城內百姓與將士們缺水少糧，處境愈發艱難，絕望的情緒蔓延在中興府的每一個角落，越來越多的將士與百姓開始放棄抵抗，紛紛主張投降，李睍的堅守，變得越來越孤立無援。

李睍的最終結局，正史中記載較為明確，“蒙古破中興府，睍降，西夏亡”，而野史傳聞中的細節，更顯他的屈辱與悲涼，也流傳著多種版本。最廣為流傳、也最貼合正史記載的一種說法是，西元1227年七月，蒙古大軍對中興府發動了最後的總攻，城牆被徹底攻破，蒙古大軍湧入城中，燒殺搶掠，無惡不作，西夏大勢已去，再也無力抵抗。此時的李睍，深知自己已無回天之力，為了保全城中百姓的性命，避免更多的傷亡，他無奈之下，決定投降蒙古。他脫去皇袍，赤裸上身，綁上自己，帶著西夏的傳國玉璽，親自前往蒙古大軍大營投降，這份屈辱，成為他一生無法抹去的印記。

野史中關於李睍投降後的結局，流傳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每一種都充滿了悲情色彩。第一種說法是，李睍投降後，蒙古大軍並未兌現保全百姓性命的承諾，依舊在城中燒殺搶掠，而李睍則被蒙古大軍扣押，成吉思汗去世後，蒙古貴族為了報復西夏的抵抗，下令將李睍處死，與他一同被處死的，還有西夏的宗室子弟、朝中大臣，西夏的皇室血脈，幾乎被屠戮殆盡。臨死前，李睍望著西夏的江山大地，含淚說道：“吾無能，未能守住祖宗基業，愧對党項百姓，願以吾之死，換百姓安寧。”可他的遺言，終究未能換來百姓的安寧，西夏滅亡後，党項族遭到了蒙古大軍的殘酷鎮壓，許多黨項人被迫逃離家園，四處遷徙，党項族也逐漸融入其他民族，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另一種野史傳聞則更為悲涼：李睍投降後，並未被立即處死，而是被蒙古大軍囚禁在軍營之中，他親眼目睹了蒙古大軍屠戮西夏百姓、焚燒西夏宮殿、掠奪西夏典籍的慘狀，心中充滿了悔恨與痛苦，卻無力阻止。他每日都在思念西夏的江山與百姓，思念自己的祖宗，卻只能在囚禁中默默流淚，日漸消沉，最終因思念過度、抑鬱成疾，病逝在蒙古軍營之中，死時年僅二十餘歲（一說三十餘歲），連一具像樣的棺木都沒有，被草草埋葬在荒野之中，無人問津。還有傳聞稱，李睍病逝前，曾親手寫下“亡國之君，無顏見祖宗”的字樣，字字泣血，道盡了他作為末代君主的無盡悔恨與不甘。

李睍的身後評價，歷來較為單一，正史中對他多有惋惜，卻也不乏指責，認為他懦弱無能、未能堅守到底，最終淪為亡國之君；而野史傳聞中，人們對他更多的是同情，認為他不過是時代的犧牲品，並非昏君，只是生不逢時，接手的是一個早已註定覆滅的爛攤子，即便他有滿腔不甘，也無力迴天。民間傳聞中，百姓們並不怨恨李睍，反而同情他的處境——他本無帝王之才，也無帝王之志，卻被推上了風雨飄搖的皇位，肩負起自己無法承擔的責任，最終在屈辱與悔恨中落幕，成為西夏滅亡的替罪羊。與李德旺的勤勉務實、奮力掙扎不同，李睍的懦弱與無能，確實加速了西夏的滅亡，但更多的，是時代的洪流裹挾著他，讓他無力反抗。

正史中，李睍的形象極為單薄，只是一個“亡國之君”的標籤，卻未展現他內心的恐懼、掙扎與悔恨，也未提及他為保全百姓所做的努力，更未展現他作為末代君主的悲涼。可在野史傳聞中，他是一個鮮活而可憐的人，有血有肉、有恐懼也有堅守，有不甘也有無奈。他沒有治國之才，沒有執政魄力，卻也不願輕易放棄家國；他懦弱無能，卻也有過短暫的堅守，為了保全百姓，不惜放下尊嚴投降受辱。他的一生，沒有榮華富貴，沒有帝王威儀，只有無盡的恐懼、掙扎與屈辱，他的悲劇，是個人的悲劇，更是西夏的悲劇——他生於西夏覆滅的最後時刻，親手見證了祖宗基業的崩塌，卻無力挽回，最終成為西夏曆史上的最後一位君主，也成為一段悲情歷史的落幕者。直到今日，西夏故地的民間，仍有關於李睍的零星傳說，人們提及他時，沒有怨恨，只有無盡的惋惜，惋惜他的生不逢時，惋惜他的懦弱無能，更惋惜西夏王朝的覆滅，而他的一生，終究成為西夏曆史上一段無法磨滅的悲情印記，被世人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