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彼得堡的雪，下得像一場永無止境的懺悔。不是那種溫柔的、裹挾著松針氣息的雪，而是冷硬的、帶著鐵鏽味的雪，彷彿從西伯利亞的凍土深處被強行抽出來，狠狠砸在涅瓦河上。河面結了層薄冰，冰下卻傳來沉悶的咕嚕聲，像是無數冤魂在水底啃噬著時間。1937年，克格勃的影子還徘徊在冬宮的迴廊裡，而今，1937年早已成為歷史的註腳，可那幽靈般的腳步聲，卻從未停歇。伊萬·雷梅斯洛夫坐在公寓的窗邊，手指在鍵盤上敲擊，雪片在玻璃上融化成淚痕，又凝成冰。他本不該在這裡，不該寫這些。但昨夜，當大統領的演講在電視上回放，那聲音像冰錐刺入骨髓，他終於明白，自己早已不是那個為體制舔舐傷口的狗。

伊萬·雷梅斯洛夫，曾是聖彼得堡“愛國者聯盟”的頭號打手，一個在法庭和輿論場上揮舞法律大棒的“清道夫”。過去十年，他像一條忠誠的看門狗，咬碎了所有試圖撕開體制裂縫的爪牙——尤其在納瓦尼案中，他那篇《毒藥與正義》的辯護詞，被印成小冊子發到每家每戶的郵箱裡，標題下還印著金邊的“為祖國而戰”。他深信，這便是東斯拉夫人的宿命：以鐵腕守護家園，哪怕家園早已被蛀空。可昨夜，當電視螢幕裡大統領的面孔在燈光下泛著油光，他突然看見那張臉在扭曲，像一塊融化的蠟。他聽見自己說：“大統領的利益，已與羅剎國背離。” 這念頭像毒蛇鑽進血管，他顫抖著寫下宣言，標題是《我停止支援弗拉基米爾·晉涼的五個理由》。他沒想發出去，可手指卻自己動了，像被看不見的線牽引著，發到了“愛國者”論壇的首頁。

3月17日深夜，聖彼得堡的街道被雪埋得只剩輪廓。伊萬的公寓裡，只有檯燈在牆上投下他佝僂的影子。他聽見隔壁的阿列克謝在咳嗽——那個總愛在窗下跳廣場舞的退休教師，此刻卻咳得撕心裂肺，彷彿要把肺都咳出來。伊萬沒理會，他盯著螢幕，那篇宣言在字裡行間發著光。他想刪掉，可手指僵在鍵盤上，像被凍住了。雪片拍打窗戶，發出細碎的碎裂聲，像是無數小骨頭在敲打。

3月18日清晨，電話鈴響了。不是尋常的鈴聲，而是一種低沉的、帶著金屬迴響的嗡鳴，像克格勃的電報機在隔壁房間嘶吼。伊萬接起，聽筒裡傳來一個毫無起伏的嗓音：“聯邦安全域性。你賬號被盜了嗎？” 伊萬的喉嚨發緊，他搖頭，可話筒裡只有一片死寂。對方又問：“請確認。賬號被盜，或你有病。” 伊萬吼道：“我沒有病！賬號沒被盜！” 電話結束通話，留下一個空洞的忙音。他癱在椅子上，冷汗浸透襯衫。接著，電話像被施了咒，瘋狂響起，一次、兩次、三次……他數不清了，只聽見那聲音在重複：“刪帖。刪帖。刪帖。” 彷彿不是人聲，而是雪地裡鑽出的鬼魂在低語。

上午十點，俄官媒《真理報》的報道登上了聖彼得堡的街頭報紙。標題是《“愛國者”領袖精神崩潰！雷梅斯洛夫陷入妄想狂》。配圖是伊萬在法庭上威嚴的舊照，照片被PS得扭曲，眼睛像兩顆渾濁的玻璃珠。報紙上說：“他已無法分辨現實與幻覺，祖國需要他冷靜。” 伊萬在公寓裡聽到鄰居的議論，從門縫裡鑽進來：“瘋了，真瘋了……” 他衝到窗邊，看見阿列克謝站在樓下，裹著厚大衣，卻對著雪地指指點點，嘴裡唸叨著“克格勃來了”。伊萬想喊他，可聲音卡在喉嚨裡，只化作一聲乾咳。雪片落在他臉上，像冰冷的淚。

下午兩點，伊萬在“愛國者”論壇的直播室接受採訪。鏡頭對準他，背景是聖彼得堡的冬景——灰濛濛的，像一張褪色的老照片。主持人用那種甜膩的、帶著官方腔調的聲音問：“雷梅斯洛夫先生，您為何突然改變立場？” 伊萬盯著鏡頭，聲音平靜得可怕：“大統領的利益，已與羅剎國背離。我已準備好接受法庭審判。” 他沒提精神病院，只說“揭露內幕”。鏡頭切到他身後，牆上掛著一幅烏里揚諾夫的肖像，可烏里揚諾夫的眼睛似乎在動，像在審視他。採訪結束，他走出直播室，走廊裡站滿了“愛國者”成員，他們低著頭，沒人看他一眼。一個年輕人小聲嘀咕：“他瘋了……連納瓦尼的影子都怕。” 伊萬沒回頭，只聽見雪在風中呼嘯，像無數人在哭。

3月18日晚間，聖彼得堡的夜比雪更沉。伊萬回到公寓，剛關上門，門鎖突然發出“咔噠”一聲，像被鐵鉗咬住。他回頭，走廊裡空無一人，只有雪光從窗戶照進來，把影子拉得又細又長。他想打電話報警，可手機螢幕黑了，像被凍住。突然，門被撞開，三個穿黑大衣的男人進來，沒說話，只遞給他一張紙條：“聖彼得堡第三精神病院，即刻。” 伊萬沒掙扎，他反而笑了。他想：“終於來了。” 他最後看了一眼窗外的雪，雪地裡，阿列克謝的影子在晃動，像在跳一種詭異的舞。

聖彼得堡第三精神病院，坐落在烏里揚諾夫格勒州的邊緣，離聖彼得堡市區有三小時車程。它不是醫院，而是一座用灰色石頭砌成的堡壘，外牆爬滿藤蔓，像無數枯手在抓撓。院門是厚重的鐵門，上面刻著“為祖國健康”幾個字，字跡被雪侵蝕得模糊不清。伊萬被推進去時，雪還在下，可他的皮鞋踩在雪地裡，竟沒留下腳印——彷彿雪在吞噬他。護士是個瘦高的女人，戴著眼鏡，鏡片後的眼睛像兩顆玻璃彈珠。她遞給他一張單子，上面寫著“強制收治，精神分裂症（政治性）”。伊萬沒接，只問：“為什麼？” 護士冷冷說：“因為祖國需要你安靜。” 她轉身，黑色大衣下襬掃過地面，發出沙沙聲，像蛇在爬。

病房在三樓，走廊又長又窄，牆壁是慘白的，牆上掛著幾幅畫：一幅是烏里揚諾夫在雪中行走，一幅是朱佳什維利在辦公室看地圖。可畫中的烏里揚諾夫，眼睛是空的；朱佳什維利的嘴角，卻向上翹著，像在笑。伊萬的房間很小，一張鐵床，一個鐵櫃，牆上貼著褪色的標語：“為祖國而戰，永不放棄。” 他躺下，雪光從窗戶照進來，把影子投在牆上。突然，牆上的影子動了。不是他的影子，而是一個模糊的人形，像在哭。伊萬坐起來，影子卻消失了。他聽見隔壁傳來咳嗽聲，不是阿列克謝的，而是更深沉的、帶著金屬迴響的咳嗽。他想叫人，可喉嚨幹得像被砂紙磨過。

夜深了，雪停了，但病房裡更冷了。伊萬睡不著，他聽見走廊裡有腳步聲，不是護士的，而是拖沓的、沉重的。他從門縫裡看，走廊空蕩蕩的，可腳印在雪地上，卻清晰得像剛踩下——從病房門口一直延伸到走廊盡頭，像一條通往地獄的路。他正想關門，門突然被推開，一個護士站在門口，手裡拿著藥碗，碗裡是黑乎乎的液體。她沒說話，只把碗放在床頭櫃上，然後轉身走了。伊萬沒喝，他盯著碗，碗底沉著一小片黑色的葉子，像從墓地裡撿來的。他想起納瓦尼，那個被毒死的反對派領袖，他最後的遺言是：“他們用毒藥，也用瘋癲。” 他想笑，卻笑不出來。

第二天清晨，伊萬被叫去“治療”。治療室在地下室，門是鐵的，門鎖上刻著“克格勃”三個字，字跡被磨得只剩輪廓。治療師是個禿頂男人，穿白大褂，可白大褂上沾著暗紅的汙漬。他遞給伊萬一張紙：“寫你的罪行。” 伊萬沒動，只說：“我無罪。” 治療師笑了，笑聲像鋸子在割：“無罪？你背叛祖國。” 他突然把紙扔在地上，紙飄到角落，上面寫著“叛國”。伊萬彎腰撿，可紙在空中變成了雪片，散在空中。治療師說：“你瘋了，雷梅斯洛夫。你該進精神病院。” 伊萬抬頭，看見治療師身後牆上，赫然貼著納瓦尼的照片，照片在動，納瓦尼的眼睛在流血。伊萬想跑，但腳被釘在了地上。治療師的聲音在耳邊低語：“你也是瘋子，就像他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