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桐看來，楊副指揮的最大優點就是她極度旺盛的精力和一絲不苟的作風。不過也正是因為如此，她的工作模式堪稱簡單粗暴，完全是堆人頭式的密集作戰，體現不出偵察工作的精細縝密。

徐科長在畢業論文中闡述過, 僅僅依靠“十人團”、“秘密偵察網”這樣大量堆人的體系搞政治保衛工作付出的行政成本過於龐大，實際上是財政的巨大負擔。對於元老院目前有限的財政能力和人員培養能力來說都是一種浪費。如果偵察員靠告密員、技術鑑定員和跟蹤小組就能辦案，元老們講授的“偵查學”“心理學”等等專業課程還有什麼意義？

他作為第一代科班出身的政保工作人員到廣州來擔任偵察科科長，第一件事就否決了在廣州市區廣泛建立偵察網的計劃，而是提議建立和國家警察九課的緊密合作，重點使用警察體系內的“線人”情報。透過九課形成情報共享體系。在下層情報收集體系裡他們沒有警察那麼多的資源。硬是要另建一套系統得不嘗試。

午木認為他的方案可行。畢竟現在元老院對政保系統有較大的猜忌, 透過和警務系統的合作來增進“透明度”的確是個合理的方式。而國家警察搞出來的九課現在也處於“定位模糊”的尷尬局面之下。加強合作可以讓雙方都獲得好處。因此這一提案很快透過郭逸和冉耀之間的會談確認了下來。這樣，廣州的政保分局就能每週得到警務系統的“一週案情”和“一週社情”兩份通報。當需要加強監視工作或者蒐集某些情報的時候, 也可以透過九課的渠道去做。

按照元老院過去的老規矩，各強力機關每週有一次“內務安全會議”進行情報交換和資源共享。隨著機構的不斷擴大，每週一次的定期會議已經不能滿足需求，因此專門設立了“內務安全會議事務局”這樣一個協調性常設機構。用來負責日常的協查請求和情報共享。這個事務局在廣州也成立了相應的分支機構。由徐桐擔任負責人。

楊草作為“專案組”負責人空降到廣州來辦理巫蠱案，徐桐是很有些看法的。畢竟這是他的地盤，楊草的突然到來等於是臨時給他加了一個上司。而且她的辦案手法他也頗有些“不以為然”。

楊草說：“不要看錶象，梁家可能以處理賬目為由同時處理反宋活動證據，舍小隱大，斷尾求生，他見鄭主任等人可能是妄圖修復關係，不涉及實質問題可能是投靠前的顧慮，但更可能的是爭取時間或對政府態度的試探，我從不對這種石頭腦袋的頑固縉紳地主抱有什麼幻想，顯然這次的稅務稽查給他帶來了不小的壓力, 他既然要湮滅證據, 那恰恰說明相關證據的存在，各部門要加緊行動, 讓你們進行的相關人員策反工作進行的怎麼樣了, 名單整理了嗎？”

拉出來打進去，這是偵察工作中的重點。但是實話說，在對付梁家上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

徐桐翻了下資料夾說：“整理了。”說著拿出一份名單遞了過去，彙報道：“列入名單的總共四十三人，外圍、內宅、生意夥伴、同年等都有，梁家樹大根深，在廣州本地經營十數代，內院門戶非常嚴密，”

梁府內，只有兩三代的家生子或者受過“生死重恩”的奴婢才有機會接觸到核心。報告中說明：梁存厚身邊的伺候的全部是女子，平日裡從不出門，形同幽禁，連父母親人也只有一年才能見上一次。打進去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希望就是“拉出來”。

“……名單中的三十九人我們都有了直接或間接的接觸，為避免打草驚蛇，我們採取的是從親友等關係逐步滲透、逐漸侵蝕的方法，透過環環相套，親親相連的關係一層層的向內宅核心人員靠攏，透過同事、親友、同鄉等關係拉攏人員獲取情報，但這個方法為保證穩妥不能太急進，所以有些慢，還沒有大的進展。”

楊草一邊低著頭仔細的看著名單，一邊點頭道：“嗯，要加快進度，不能再等了，很多關鍵證據一旦消失就再也無法獲取，把這名單再仔細篩選一遍，縮小範圍，對幾個重點目標集中攻堅，很多條件都可以直接擺出來談，不要怕承諾，也不要怕擔責，要儘快拿下，打進梁家內部，獲取可靠情報來源。現在廣州城內懷念明國的世家大族有很多。我們的新政策越推進，他們就越是不甘心自身既得的利益被剝奪，梁家是個典型，我們需要他。”

徐桐說：“好，我回去馬上辦，明天將篩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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