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前140年,冬季十月，漢武帝頒下詔書，令大臣們舉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的人，考題是古往今來治理天下之 “道” ，這次考試有100多人參加。廣川人董仲舒作答道：所謂的‘道’，就是讓天下通往長治久安路，而仁、義、禮、樂，則是推行‘道’的具體途徑與手段。所以古代聖明的君王離世後，他的後代能夠長久穩坐天下，國家歷經數百年太平，這無一不是推行禮樂教化所積累的功績。只要是個君主，都渴望自己的國家能夠長治久安、長存於世。然而，眾多國家卻陷入政治混亂、瀕臨危亡的境地。這是為啥呢？原因就在於君主用人不當，所採用的治理國家的方法也不是正道。如此一來，國家政治便會日漸衰敗，一步步走向滅亡。就像周王朝在幽王、厲王統治時期走向衰敗，並非治國之道消亡了，而是幽王、厲王肆意妄為，不遵循正道治國。而到了周宣王在位之際，他衷心傾慕先王的德政，全力以赴恢復那些被遺忘的優良政令，填補政治上的缺失，大力發揚周文王、周武王的偉大功業，最終使得周代的王道再次綻放出璀璨奪目的光彩，這無疑是宣王日夜勤勉、不懈推行善政所收穫的卓越成效啊。

孔子曾說：人能讓道發揚光大，而不是靠道來彰顯人。這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國家的興衰存亡關鍵在於君主自身。只要不是上天要改朝換代，如果君主行為端正，那麼統治權就會穩固；反之，如果行事違背常理，那就會失去統治地位。?作為君主，首要的就是端正自己的思想。只有自身思想端正了，才能整頓朝廷；朝廷整頓好了，才能管理好百官；百官治理有序，才能教化好百姓；百姓風氣正了，四方的少數民族也會受到影響。當天下都進入正道的統治範圍時，就會出現陰陽調和、風調雨順、萬物和諧、百姓安居樂業的祥瑞之事，這就是理想的治國境界。?孔子曾因自己的身份卑微，雖然有高尚的德行卻無法招來鳳凰、河圖等祥瑞之事而感到悲哀。如今陛下貴為天子，雖然具備了招致祥瑞的地位、權勢和資質，是個有仁有義君主，但為何祥瑞之事沒有出現呢？主要原因就在於道德教化推行還不夠，百姓沒能走上正途。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如果不用教化築起堤壩，就難以阻止。?古代英明的君主深知教化的重要性，所以治理天下時都把教化作為根本。他們在都城設立太學，在地方興辦學校，用仁、義、禮來教育和規範百姓的行為，所以當時刑罰輕卻很少有人犯法，這就是教化的力量。聖明的君主即便治理混亂的時代，也會先掃除以前的不良影響，大力的推行教化，形成良好的風俗習慣，使國家實現長治久安。?反觀秦朝，廢棄了先王的治國之道，他們只圖眼前的利益，結果導致國家短短十四年就滅亡了，遺留下的惡劣影響至今還沒消除乾淨，導致社會風俗淺薄，百姓也缺乏忠信德義。這就像琴瑟絃音不和諧時需要更換琴絃一樣，治理國家遇到阻礙時也需要適時的進行變革，時代不同，制定的律法也不同。漢朝自建立以來，一直想治理好國家卻未能如願，就是因為該改革的時候沒有改革。

我聽說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會讓臣子從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等到他們成年後在根據各自的才能授予官職，用爵位和俸祿來培養高尚的品德，用嚴厲的刑罰來震懾邪惡的念頭。這樣百姓才能懂禮、義，讓他們知道冒犯君主是可恥的。周武王高舉正義的旗幟滅了商王朝，隨後周公又制禮作樂，到了成王、康王的時代，刑罰閒置了近四十年，這就是教化浸潤的成果，而非單純的依靠刑罰。但秦朝卻完全相反，他們在治理國家方面推崇申不害、商鞅的嚴刑酷法和韓非的權術，完全廢棄了聖王治理國家的方法，這就助長了貪婪功利風氣的蔓延。官員們只注重虛名而不務實，表面上看起來恭恭敬敬，但內心卻懷有反叛之心，這就導致犯罪頻繁的發生，國家雖然有嚴酷的刑罰卻無法制止犯罪的發生，根本原因就是之前已經敗壞的風氣沒有得到教化糾正。如今陛下統一天下，全國的百姓也都臣服了，但百姓沒有真正的受益，或許就是忽略了教化的根本原因。《曾子》說：尊重所學的道理並踐行，就能使自己的德行高尚起來。 希望陛下能將聖王的治國之道真正落實到實踐中來，百姓受益了，陛下的功業就能與古代聖王比肩了。為國家招攬賢才的關鍵就在於興辦教育。如果不重視士人卻還想得到賢能的人才，這就像不雕琢玉石卻想得到美玉一樣。太學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應該設立太學、聘請德行高尚的老師，透過考試選拔人才。而郡守縣令作為百姓的表率，如果無德無才，就會導致君主的仁德無法傳遞到百姓身邊，甚至出現官員苛待百姓、貪腐橫行的情況，結果就是百姓生活變得更加困苦、陰陽也會失衡，國家就會陷入混亂之中。這一切都源於官吏不行，可見興辦教育、培養合格的人才已是當務之急。

過去選拔官員主要存在兩大問題，一個是官員大多從權貴子弟，比如郎中、中郎及二千石官員子弟或者富家子弟中挑選，他們未必就是賢能的人才；另一個是評判標準變成熬資歷，只要任職時間長就能升官，卻忽視了實際政績——有能力的人可能被長期埋沒，沒法實現自己的抱負；沒能力的人反而靠時間混到了高位，這就導致挑選官員時賢愚難辨、廉恥不分。而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也很簡單：就是讓各地的高階官員，比如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員從各自的管轄範圍內選拔賢能得人才，每年必須推薦兩人到朝廷任職，然後透過他們的表現考察推薦者的識人本事。如果推薦得是賢能的人才就獎賞，反之就懲罰，這樣官員們就會全力的發掘人才，天下有能力的人都有機會為國家效力。其次選官還應打破時間長短定功勞的舊制，以他們的實際能力授予官職、以品德的高低決定職位的高低，這樣才能讓真正有能力的人上位，讓沒本事的人退位。還有個人修養也是十分重要的，古今聖人並非突然就顯貴起來了，堯從諸侯起步，舜在民間崛起，都是靠積累而成的。一個人的言行無法隱藏，看似一個十分微小的選擇卻會慢慢地塑造命運：積累善行就如同身體生長一樣，每天進步卻不自知；積累惡行就如同燈油耗盡一樣，不知不覺就走向了衰敗。這就是為什麼堯舜能流芳千古，桀紂卻遺臭萬年， 關鍵就在於是否注重 小事的積累：善待百姓的每一個決定，糾正弊端的每一次行動，看似細微，最終都會匯聚成改變天下的力量。生活就是由一點一滴的小事組成的，把每一件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小事做好，就算福分沒有降臨到自己身上，但禍事已經遠離我們而去了。

所謂 的“道”，其實就是讓人保持快樂而不放縱，始終做善事而不感覺到疲倦。人們如果遵循這個 “道” 來做事，萬世都不會有弊端，如果出現了弊端，那必然是偏離了 “道”的範圍。如果國家政治混亂、政令不通，一定是因為執行古代聖王的 “道” 的過程中有所偏離，這時就需要用 “道” 中被忽視的部分來補救出現的弊端。夏、商、週三代聖王的治國方法各有各的側重點（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禮儀），但這並非彼此矛盾，而是因為他們各自面對前朝留下的社會問題，需要用不同的方式來治病。孔子說：商代繼承了夏代的制度，廢除和增加的內容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繼承了商代的制度，廢除和增加的內容也是能知道的；以後如果有朝代繼承周代的制度，哪怕過了一百代，其制度也能推測出來。 這說明一個國家無論經過多少代君主，治國的根本原則都離不開夏、商、周這三種道的框架。為什麼孔子沒提夏代之前的虞舜和唐堯之間制度的增減呢？那是因為堯舜時代天下大治，他們的治國之道是完全一致的，不需要修補弊端，所以只需要直接延續就行了。就像舜帝繼位後，只是按天意修改了曆法和禮儀顏色，其他的政策完全沿用堯的做法，本質上並未改變道的核心。道之所以深遠博大，是因為它源於自然規律和正義原則，只要這二者不變，道的核心就不會變。比如夏禹繼承虞舜、虞舜繼承唐堯，三位聖王都是直接傳承治國之道，正是因為當時的社會不需要糾錯，自然就無需改變。由此可見：如果繼承的是一個治理良好的朝代，只需要延續原有的“道”就行了；如果繼承的是一個混亂的朝代，那就必須透過調整具體方法來修復“道”的完整，但 “道” 的核心（如仁、義、禮）卻是永遠不變的。

漢朝建立在秦朝末年天下大亂之後，理應改變周代那些過於繁瑣的禮儀制度，迴歸夏代推崇的忠直之道即樸實真誠、以民為本的治國理念。可為什麼古今差距如此之大呢？或許是因為沒有遵循古代治國的根本原則，或許是違背了自然規律。這就像自然界中，長了鋒利牙齒的動物不會再長角，長了翅膀的鳥類卻只有兩隻腳，這是上天讓得到大便利的事物不再獲取小利益。同樣的道理，古代的官員享受了朝廷的俸祿，就不能再靠體力謀生或從事商業了，這也是得大利者不取小利的天道體現。但如今我們的很多官員那是既享受國家的高官厚祿，又憑藉自己的權勢與百姓爭利。他們富裕顯貴卻經營工商業，普通老百姓怎麼能競爭得過呢？這樣下去百姓只會越來越貧困，富人奢侈無度，窮人走投無路，自然就會為了生存鋌而走險。此時即便刑罰再多，也無法阻止百姓犯罪了，因為根本問題就在於官員與百姓爭利破壞了社會的公平性。官員本應是百姓的榜樣，百姓和遠方民族都在觀察和效仿他們的行為。如果官員一心追逐錢財、害怕貧窮，就違背了自身的職責（官員該追求的是仁、義、道、德，擔心的應是無法用仁、義教化百姓，而非計較個人得失）。《易經》裡說 揹著東西乘車會招來強盜，意思是身居高位卻做著百姓謀生的事，必然會引發禍患。真正的官員行事，應該像春秋時期魯國丞相公儀休那樣，堅決拒絕與民爭利、堅守君子之道。此外，天下統一是古今不變的道義，但如今各學派觀點不一、百家學說混亂，導致君主無法統一思想，國家的法令制度頻繁變動，老百姓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對這種問題的解決辦法也很簡單：凡是不屬於儒家 《詩》《書》《禮》《樂》《易》《春秋》和孔子學說的其他思想，應當統統禁止傳播。只有禁止了這種擾亂國家思想的學說、消除了學派混亂的現象，才能讓國家政令統一、法度明確，讓百姓知道該遵循什麼。這既是維護國家穩定的根本，也是實現天下長治久安的必經之路。

漢武帝對董仲舒的回答非常滿意，對他的才華和見解給予了高度評價，並決定任命他為江都國的相。與此同時，會稽人莊助也以賢良的身份參加了考試對答，他的表現同樣出色，漢武帝對他也十分欣賞，於是提拔他擔任中大夫一職。在這之後，丞相衛綰向漢武帝上奏說：此次舉薦的賢良中，有些人研究的是申不害、韓非、蘇秦、張儀等人的學說，這些學說往往會擾亂國家的政治秩序。因此，我建議將這些人全部遣返，以免他們對國家造成不良影響。漢武帝經過了一番深思熟慮，最終批准了衛綰的奏請。董仲舒自幼便對《春秋》有著深入的研究。在孝景帝時期，他就已經擔任了博士官。他的言行舉止都嚴格遵循著禮法，從不做任何違背禮儀規範的事情，因此受到了眾多學者的敬重，大家都以尊敬老師的禮節來對待他。當董仲舒被任命為江都國的相後，他開始侍奉江都易王劉非。劉非是漢武帝的哥哥，此人向來驕橫跋扈，喜歡逞強好勝，以勇力自傲。然而，董仲舒卻用禮義之道來輔佐和糾正劉非的行為，使得劉非對他也頗為敬重。

時光荏苒，轉眼間到了春季的二月，漢武帝頒佈了一道赦令，給天下百姓帶來了新的希望和生機，朝廷開始發行三銖錢。?

六月發生了兩件大事：首先是丞相衛綰被免職，幾天後，漢武帝任命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竇嬰和田蚡都推崇儒家思想，而漢武帝本身也看重儒學，於是兩人趁機向漢武帝推薦了代地人趙綰擔任御史大夫，蘭陵人王臧擔任郎中令。趙綰上任後，向漢武帝提議修建 ，作為諸侯朝見天子的場所，並推薦了自己的老師、魯地名儒申公。這年秋天，漢武帝派使者帶著貴重的禮品和駕著舒適的車馬，專程前往迎接八十多歲的申公。申公來到長安後，漢武帝就向他詢問治國之道，而年邁的申公只說了一句：治理國家不在於說多少漂亮話，關鍵是要務實做事。 當時漢武帝正喜歡文采辭令，聽到申公這麼直白的回答，漢武帝直接就被整的沉默了 — 他雖然對這個回答不太滿意，但既然已經隆重的把人家請來了，那禮數也不能少了呀，最後就任命申公為太中大夫，安排他住在魯王的官邸，讓他參與討論修建明堂、天子巡視地方、更改曆法和禮儀服飾等重要制度改革事宜。

這一年，內史寧成犯罪，被判處髡鉗刑。?

西元前139年?，寒風呼嘯的冬季十月份，淮南王劉安從封國來到長安朝見武帝。按輩分來說劉安是武帝的叔父、才能也還不錯，所以武帝就很尊重他，沒事幹的時候，武帝就把他召他來交談，眼看就來到了黃昏，二人這才停下了交談。?

劉安一向與武安侯田蚡關係好，他來長安朝見天子時，武安侯就到霸上去迎接他，並告訴他說：目前皇上沒有太子，大王又是高皇帝的親孫子，對待百姓也是有仁有義的，這點天下人沒有不知道的。如果皇帝突然去世，除了大王之外還有誰能繼承帝位呢！劉安聽到他這麼說，頓時就喜出望外，並給田蚡贈送了豐厚的金錢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