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戰略框架的深入推進，“深層博弈”逐漸從幕後走向臺前，成為省發改委協調工作中的常態。江辰在應對各種利益協調難題的同時，將更多精力投向另一個關乎框架長遠生命力的關鍵領域——營商環境最佳化。他深知，無論是綠色轉型還是創新發展，最終都需要依靠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來實現。而吸引、培育、留住這些市場主體，關鍵在於是否有一個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然而，在調研和實際工作中，他發現，一些阻礙市場主體發展的“無形門檻”依然存在，且更加隱蔽、更難破除。

這些“門檻”，並非明文規定的限制條款，而是潛藏在審批流程、監管執法、政策執行等環節中的隱性壁壘、差異化待遇和不確定性。它們可能源於部門規章之間的衝突、執法者的自由裁量權過大、或是長期形成的潛規則和路徑依賴。

一個典型案例，發生在一家專注於工業廢水處理技術研發的民營科技企業——“清源環科”公司身上。該公司擁有多項核心技術，其開發的低成本高效廢水處理工藝，在幾個示範專案中效果顯著，符合框架大力支援的綠色技術方向。企業計劃擴大生產規模，需要新建一個研發生產基地。專案投資不大，但技術含量高，市場前景好。

然而，在專案前期推進過程中，企業卻遭遇了一系列“軟釘子”。先是專案選址，因涉及一塊性質待定的存量建設用地，規劃、國土部門對土地用途合規性的認定意見不一，讓企業無所適從。接著，在環評審批環節，雖然技術本身環保優勢明顯，但審批部門要求提供的輔助證明材料繁多且標準模糊，審批週期被一再拉長。更讓企業負責人困惑的是，在申請省裡的綠色產業扶持資金時，明明符合申報條件，卻總感覺不如一些大型國企或知名外企那樣受到重視，流程推進緩慢。

企業負責人透過“四方桌”溝通機制，向江辰反映了這些困擾。“江主任，我們不怕競爭，也願意遵守規則。但我們感覺，像我們這樣的民營小企業，在獲取資源、透過審批時，似乎總有一層看不見的‘玻璃牆’，辦事的難度和成本無形中增加了很多。這挫傷了我們的投資熱情和創新積極性。”

江辰高度重視這個案例，他讓專班將此作為一個典型，進行深入剖析。調查發現，“清源環科”遇到的並非個例。許多創新型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在准入、融資、招投標、享受政策等方面，確實面臨一些難以言明的障礙：比如，某些領域名義上對民資開放，但實際操作中設定過高的業績門檻或隱性所有制偏好；一些優惠政策條款解讀空間大，執行標準不統一，導致企業“看得見、摸不著”；不同部門監管要求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讓企業疲於應付；還有一些地方保護主義思想作祟，對外來企業、新業態採取排斥或歧視態度。

這些“無形門檻”，就像空氣阻力，雖然看不見，卻實實在在地消耗著企業的動能，抑制著市場的活力。它們使得框架中鼓勵創新、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要求，在落地時打了折扣。

江辰意識到，最佳化營商環境，不能只滿足於減少幾個審批事項、縮短幾天辦理時間，必須向更深層次的體制機制障礙開刀，破除這些“無形門檻”。他決定將“營商環境攻堅”作為框架落實下一階段的重點任務之一。

他牽頭成立了由省發改委、市場監管局、司法廳、政務辦等部門組成的“最佳化營商環境專項行動工作組”，親自擔任組長。工作組的第一項任務，就是開展一次大規模的“隱性壁壘”排查清理行動。行動採取“上下結合、內外聯動”的方式：一方面，組織各地市、各部門自查自糾，梳理本地區、本領域可能存在的不合理門檻和歧視性措施；另一方面，透過企業座談會、問卷調查、第三方評估、設定投訴舉報平臺等多種渠道，廣泛聽取市場主體的真實感受和訴求。

排查結果觸目驚心。各類“無形門檻”名目繁多，涉及市場準入、政府採購、資質標準、監管執法、政策享受等方方面面。有的門檻源於過時法規未能及時清理，有的源於部門權力邊界不清，有的則是長期形成的習慣做法甚至利益固化的表現。

面對排查出的問題清單，江辰要求工作組採取“清單管理、銷號制度”的方式，堅決予以清理。對法律法規明確禁止的，堅決取締；對部門規章或政策檔案設定的不合理限制，責令限期修訂；對源於習慣做法或自由裁量權的，建立明確的規範和標準，壓縮彈性空間。同時，推動建立涉企政策統一解讀和諮詢平臺，提高政策透明度和穩定性。

更重要的是，他推動建立了一項長效機制：營商環境觀察員制度。聘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企業家代表、專家學者和媒體記者擔任觀察員，對各地各部門的營商環境進行常態化監督評價，發現問題可直接向工作組反映。

破除“無形門檻”的行動，阻力不小，涉及部門利益的調整和權力執行方式的變革。但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援和江辰的強力推動下，一批長期困擾企業發展的隱性壁壘得到清理，市場主體的獲得感明顯提升。“清源環科”的新建專案，在工作組的協調下，也得以加快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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