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真園內，氣氛凝重得能擰出水來。清晨海鮮斷供的訊息，像一塊寒冰投入滾油，瞬間在後廚、前臺乃至整個管理層炸開。午市的預訂電話響個不停，特別是那幾桌重要的宴席，主家反覆確認選單，點名要的便是那幾樣此刻蹤跡全無的“硬菜”。廚師長急得在空蕩蕩的高檔海鮮池邊來回踱步，額上青筋直跳；前臺領班接著客人的諮詢電話，臉上賠著笑，手心卻全是冷汗。

李李雖表面鎮定，指揮若定地調整選單、安撫員工、親自向重要客戶致電解釋並給出替代方案，但內心深處的那根弦，已然繃緊到了極限。杜紅根這一手，又準又狠，直接打在了七寸上。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距離午市開門迎客，僅剩不到三個小時。

就在這萬分焦灼、幾乎山窮水盡之際，一個看似與這高階餐飲戰場毫不相干的人，卻如同嗅覺最敏銳的救火隊員，悄然行動了起來。這個人，就是進賢路“玲子小館”的老闆娘，玲子。

玲子沒有去至真園。她甚至沒有打電話給李李詢問情況——她太瞭解李李的性子，此刻的至真園老闆娘，絕不會向外人輕易示弱。她只是像往常一樣，在自己的小店裡張羅著早市的生意，下著麵條，收著零錢，和熟客打著招呼。但她的耳朵，卻如同最精密的雷達，捕捉著黃河路乃至更遠地方傳來的每一絲風聲。湯正宗經理清早在十六鋪的遭遇，小溫州的無奈與恐懼，杜紅根的囂張威脅……這些碎片化的資訊，很快便透過她那張遍佈市井的、無形卻高效的資訊網，匯入了她的腦中。

臨近上午十點，早市高峰稍過，玲子解下圍裙，對幫工的芳妹和菱紅簡單交代了幾句，便轉身走進了小店後間那間僅容轉身的簡陋辦公室。這裡沒有至真園辦公室的紅木大班臺，只有一張舊書桌，一部按鍵磨損嚴重的電話機。她關上門，隔絕了前堂的喧囂，深吸一口氣，臉上那種日常的、帶著煙火氣的溫和神情漸漸收斂，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罕見的專注與銳利。

她沒有翻找名片夾，那些數字和關係，早已深深刻在她的腦海裡。她拿起話筒，開始撥號。第一個電話，打給了浙江寧波象山石浦港的一位遠房表叔，老董。電話接通，傳來海浪聲和嘈雜的碼頭噪音。

“阿叔！是我呀，玲子！”玲子的聲音瞬間切換成帶著幾分嬌嗔又不容拒絕的寧波腔，“阿叔，幫幫忙呀！十萬火急！我上海一個頂頂要好的小姐妹，開大飯店的，今朝遇到大麻煩了！被人掐斷了高檔海鮮的貨源，午市就要開天窗了，要出人命的呀！”

她語速很快，卻條理清晰：“東星斑有沒有？要一斤半左右的，活蹦亂跳的！澳洲龍蝦呢？不要冷凍的，要生猛的！還有頂大的膏蟹，梭子蟹也要！對，今天就要！中午前必須到上海！價錢好商量，比市面高一點也可以！關鍵是要快，品相一定要好！阿叔，我知道儂有辦法的，儂船隊裡肯定有存貨，或者儂認識的朋友有！幫幫忙，算玲子欠你一個大人情！”

電話那頭的老董顯然有些為難，夾雜著本地方言解釋著漁期、運輸時間等問題。玲子絲毫不退讓，軟硬兼施，又是回憶舊情，又是許諾後續長期合作，語氣懇切又不失強勢。最終，老董拗不過她，答應立刻想辦法協調，從相熟的幾條剛回港的遠洋漁船和附近養殖漁排那裡，緊急調一批最好的貨，用最快的冷鏈車直髮上海，預計下午兩點前能到。

掛了電話，玲子毫不停歇，立刻撥通了第二個號碼，打給杭州農都農產品批發市場的一位資深水產批發商老趙。這次，她用的是更顯親近的滬語夾雜著普通話：

“趙老闆，我玲子呀！長遠不見，身體好伐？……是這樣的，有樁急事體要麻煩你。我這邊急需一批高檔海鮮應急，品種和數量我稍後簡訊發你。上海這邊渠道臨時出了點問題。你那邊看看，倉庫裡有沒有現成的、品相一流的庫存？或者馬上能從周邊調到的？對，今天中午前要到位，送到上海黃河路。價格按你的行情價，再加急件費！老趙，玲子從不虧待朋友，這次你幫我渡過難關，以後進賢路我這邊，還有我小姐妹那邊的好生意，肯定先想著你！”

玲子的精明和多年積累的、紮根於最實際交易層面的人脈資源，在這一刻發揮了關鍵作用。她深知，要破解杜紅根依靠本地江湖勢力構築的封鎖線，不能硬碰硬，必須“曲線救國”。繞過上海本地可能被監控或施加壓力的渠道，直接利用更外圍、更靈活、且與她有直接人情或利益往來的產地和二級市場資源，雖然成本更高，協調更復雜，但卻是最快、最有效的破局之道。她打電話的物件，都不是什麼聲名顯赫的大老闆，而是那些真正掌握著一線貨源、做事踏實、講信譽也更靈活的“實力派”。

幾個電話下來，她的額頭也微微見汗。但成果顯著：寧波象山那邊落實了東星斑、野生大黃魚和頂級膏蟹；杭州農都的老趙協調到了優質的澳洲龍蝦和一批活蹦亂跳的象拔蚌；甚至她還透過一個在江蘇呂四港搞水產運輸的熟人，訂到了一批肥美的梭子蟹。東拼西湊，竟然真的在短時間內，奇蹟般地湊齊了相當於至真園兩三天用量的高檔海鮮，並且全部安排好了專業的冷鏈運輸，確保當天下午就能分批送達至真園後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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