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像黃浦江的水，看著平緩，卻在不知不覺間流走了兩年。

三川閣還是那個三川閣，門臉依舊不大，那塊手寫的小木牌風吹日曬，邊角都有些翹了。但在這東臺路上，我們這三個外鄉人，總算不再是生面孔。生意依舊是不溫不火，餓不死也發不了大財，每月刨去房租水電吃喝，能有些盈餘，我們都覺得挺好。耗子常說：“比在江上把腦袋別褲腰帶上強多了！”

這話不假。兩年的時光，足以在許多方面留下痕跡。

最大的變化在耗子身上。這小子不知怎的，竟跟一個在浦東紡織廠做工的川妹子看對了眼。那姑娘叫李秀秀，模樣周正，性子爽利，也是重慶那邊過來的，一口家鄉話聽得我們格外親切。兩人談了半年，就在弄堂裡租了個小亭子間，擺了桌酒，算是成了家。秀秀是個會過日子的，耗子那點毛毛躁躁的性子，硬是被她磨平了不少。他現在說話辦事，比以前穩當多了，雖然偶爾還是會冒出幾句不著調的歇後語，但眼睛裡多了份沉甸甸的責任感。下了工，他不再像以前那樣滿世界溜達，而是急著回那個小小的家。用他的話說：“屋裡頭有人等，心裡頭踏實。”

水生的話，還是和以前一樣的少。但那種沉默，不再是帶著傷痛和警惕的壓抑，而更像是一種歸於平淡的寧靜。趙老六的藥方他斷斷續續吃著，加上這兩年安生日子將養，臉上竟也慢慢有了些紅潤，雖然不能做重活，氣力卻長了不少。他閒不住，不知從哪淘換來一套木工傢什，就在店堂後身臨天井的小空地上，支了個小小的作坊。店裡收來的那些缺胳膊少腿的舊傢俱、榫卯鬆動的木匣子、掉了軸的屏風，到了他手裡，總能被耐心地修復如初。他那雙曾經掌舵、握篙、使刀的大手，如今拿著刨子、鑿子、砂紙，也一樣沉穩有力。木屑飛揚中，他佝僂著背，一干就是小半天，只有偶爾響起的、壓抑的低咳，才會提醒我們，他肺腑裡還埋著那段出生入死的記憶。

而我，陳默，這個昔日在三峽亡命奔波的“摸金書生”，如今也漸漸混出了點小小的名頭。在東臺路這一帶，提起“三川閣”的陳老闆，懂行的會說一句：“那個戴眼鏡的？肚子裡有墨水，尤其對地方誌、水文老物件，門兒清。”

這得益於沈老教授的引薦，也得益於我這兩年幾乎泡在圖書館和舊書市場的功夫。我不再僅僅滿足於辨別瓷器的真偽、銅器的年代，而是開始系統性地研究文物背後的歷史地理脈絡。尤其是長江流域，從上游的巴蜀，到中游的荊楚，再到我們腳下的江南，那些因水道變遷而興衰的古城、碼頭、渡口，那些淹沒在水下或塵封在故紙堆裡的往事，都成了我重點關注的物件。

店裡收來的東西也漸漸有了些特色。我不再只盯著那些看似值錢的“大路貨”，反而對一些帶有明確地域特徵、能反映特定歷史時期生活面貌的“雜項”格外感興趣。比如，一個刻有川江險灘地名的小小石硯，一套反映漢口開埠風情的殘缺漆盤，甚至是一張模糊不清的、標註著沿江炮臺的老地圖。這些東西往往不值什麼大錢，卻承載著豐富的歷史資訊。

透過沈老教授，我認識了幾位博物館的研究員、大學裡教歷史的老師，甚至還有一兩位社科院的專家。與他們的交流，讓我受益匪淺。有時，他們會拿著一些疑難雜症來找我討論，比如某段江堤的修築年代，某個消失古鎮的具體方位。我憑藉對地方誌的熟悉和那張早已賣掉的半張水文圖殘留在腦海裡的記憶，往往能提供一些獨特的視角，偶爾還能糾正一些書本上的謬誤。

這種被學術界隱約認可的感覺，讓我找回了幾分當年在大學裡做研究的滋味，雖然身份早已天差地別。耗子有時會打趣我：“教授，你現在是越來越像教授了，就是咱們這廟太小。” 我通常會笑著回他一句：“心安處，便是吾鄉。”

這兩年的生活，就像弄堂裡慢燉的老火湯，滋味一點點熬出來，平淡，卻暖人肺腑。

修匾

初夏的清晨，陽光透過梧桐樹葉，在青石板路上灑下斑駁的光影。弄堂裡已經開始熱鬧起來，刷馬桶的聲音、生煤爐的煙氣、小孩子的哭鬧、收音機裡咿咿呀呀的滬劇，交織成一片鮮活的生活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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