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好叫我何家子弟見字動腦，究竟燕樹幾何？”

看到這裡也就明瞭了。

何鉞的丁憂生活又豈在朝暮燒紙旦夕念親恩，大好生命豈能浪費在了形式主義上。得整活！於是耗時半年，自行設計監造這片新場屋圍，出資給家人們打造一個，不，一片新家園。當然了，老家的焐米酒也喝了個夠。

真所謂：什麼樣的人有什麼樣的丁憂。

以世人之眼光，何鉞式的丁憂實屬離經叛道。你身為高官，聚光燈下的人物，當結廬老父墳前，粗茶淡飯熬三年。

以何鉞之眼光，世人如此行為不光虛偽更是荒誕。

丁憂之所以源遠流長長盛不衰，背後的制度支撐是德孝治天下的社會治理理念。先有孔孟定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五倫，董仲舒擇其要者定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之三綱。這樣一來，君（政）權、父（族）權、夫權再加上一個神權就是導師所說的‘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根極大的繩索’。再將儒家張揚的仁、義、禮、智、信合為五常，常者，不變也。這個三綱五常歷來被視為皇權專制的根基。

但細細看來，專制之外它一樣有虛君立憲的功用。說君為臣綱，卻只是天道中的一維。董仲舒開出的三個中心五個基本點中並沒有絕對的至高無上。尤其父為子綱引出一個孝字。所謂家國並舉、忠孝相通。國是家的擴大，忠是孝的延伸。所以在邏輯上孝是忠的前提。更何況皇帝亦是天的兒子，也要‘事天以孝道’，就在意識形態上造就二元分離。以孝來對抗忠，成為制約皇權的理論基礎。官僚每逢大孝，按孔子的規矩丁憂三年，該制度就是私人義務對於國家義務的侵佔和優先，你皇帝也得捏著鼻子認下。

孝又引出宗法家族的勢力範圍。在二元分離的意識形態下，官僚集團失去了封建制下的經濟實力和地方自治，但在民間社會卻憑藉宗法家族實力形成了與政治國家的對峙，屬於公共權力範圍的事務中相當大一部分留在家族內部，沒有讓渡給皇帝。從這個角度說皇帝並非真正至高無上，皇權不得不對宗法家族勢力予以法理化承認。古往今來國家政權不斷下沉，但始終沒有能夠到達縣城以下，以黃仁宇的觀點，這是因為‘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只能藉助於宗法家族和儒家教化實行事實上的有限度的鄉村自治。因此有說中國古代就是一個經濟自由主義社會。任何擴張皇權、加強皇權對社會經濟的干預力度早在董仲舒那裡就已設定了障礙。

董仲舒的五常，也就是在天人感應的星空下把儒家道德教條形而上化和宗教化。仁、義、禮、智、信在孔孟那裡不過是世俗道德，與頭上的星空無關。董仲舒將此本源化，解釋為體現天意的自然法，讓五常高於皇權。君為臣綱，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人主的發號施令一樣要受到五常的約束，否則其統治合法性要受到懷疑。換句話說，皇帝可以想殺誰就殺誰，但要為此承擔極大的政治風險。董仲舒將三綱並列，將五常抬舉為亙古不變的道就在‘屈君而伸天’，而且將這個抽象的‘天’闡釋為儒家教義。這就一方面把儒家意識形態化，成為與天地同壽的國教，一方面為皇權劃出了體制和邏輯禁區，實現了三權分立，即政權（皇權）、族權（鄉村自治權）、和夫權（私法空間）。

從漢到明的兩千年間三權基本保持原狀，皇權幾乎沒有擴張。宗族內的財產權直到後世之近代還是鐵板一塊，宗族內司法權依然盛行。雖然在立法上遲至宋朝開始了對於家族內部司法權的干預，比如禁止血親復仇和祠堂審判。但一直到清末，家族內的司法權在司法實踐中一直是得到政府允許和寬容的。皇帝從來沒有把司法權從宗族手中完全拿走，從來沒有。

說回新場屋圍。

破土動工前有個小故事。也不知從哪年開始的，龍南縣乃至贛州的客家人在建築形制上突然流行開來複古主義，一朝夢迴兩漢魏晉，那時候中原地區廣為流行一種聚族而居的民居形式---塢堡。而圍屋是客家人將古之塢堡在贛南的新移植。所謂圍屋是整個客家民居的母體，把家、堡、祠三種功能融為一體的大型圍合型、防禦性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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