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姥爺讓我問您，當年您唱《挑滑車》時，班主是不是總說您‘嗓子裡有股子烈氣’？”阿禾邊吃邊問，嘴裡的甜混著話，有點含糊，這是舅姥爺總掛在嘴邊的話，說二大爺當年唱戲，能把臺下的看客唱得拍桌子，“舅姥爺說，有回您唱到‘恨不得馬踏平了牛頭山’，臺下有個當兵的哭了，說‘這才是英雄’。”

“那老東西，就會說狠話，”老李頭笑了，眼角的皺紋擠成了堆，像揉皺的紙，“他說我唱得‘烈’，是嫌我把他的新戲服扯破了。那年唱《挑滑車》，我一激動，把背後的靠旗拽斷了，紅綢子飄了一地，他拿著戒尺追了我半條街，嘴裡罵著‘敗家子’，最後卻把他的舊靠旗給了我，那靠旗是他年輕時穿的，說‘破的才接地氣，新的反倒扎眼’。”他頓了頓，往嘴裡吸了口氣，像在回味當年的滋味，“那當兵的是個小夥子，後來總來後臺看我，給我帶傷藥，說他爹當年也愛唱這出，可惜犧牲了。”

旁邊的王老頭插了句嘴，他的牙掉得比老李頭還多，說話漏風，“老李當年可是咱們關裡的紅人，唱《長坂坡》時，臺下的姑娘往臺上扔花，有牡丹，有芍藥，能把他埋了。有回扔上來個繡花荷包，紅緞子的，上面繡著鴛鴦，他揣了三天，最後給了班主家的小閨女，說‘小孩子戴好看’。”

“你少吹牛，”老李頭笑罵道，用柺杖輕輕捅了捅王老頭的腿，“明明是你往臺上扔了個爛紅薯，還說是‘給英雄送糧草’，害得我差點滑倒，班主罰我抄了三遍戲詞。”

老頭們都笑了，笑聲洪亮得像敲鑼，驚飛了牆頭上的鴿子，鴿子撲稜稜地飛起來，翅膀帶起的風掀動了阿禾的帆布包，露出裡面那片白羽，白得像雪。阿禾看著老李頭笑的樣子，他笑的時候，眼角會堆起皺紋，嘴角會往一邊歪，拍著大腿，連露出的牙床都和舅姥爺差不多，心裡忽然暖烘烘的，像揣了個小太陽。她知道，這一路的顛簸，都值了。

太陽慢慢升高了，暖得人身上發懶，光線透過西巷頭頂的梧桐葉，篩下斑駁的光斑，落在青磚地上晃悠悠地挪。老李頭拄著棗木柺杖在前頭引路，柺杖頭被磨得油亮，泛著深褐色的光，一看便知是攥了幾十年的物件——杖身刻著簡單的雲紋，靠近手握的地方包著圈磨得發白的藍布條，那是早年為了防滑纏上去的，如今布條邊緣都起了毛，像圈褪色的絨線。他走得不快，每一步落下，柺杖都先在地上敲出“篤”的一聲，像在給這巷弄的節奏打拍子。

“慢些走，這青磚地看著平整，實則坑窪多著呢。”老李頭回頭叮囑阿禾，眼角的皺紋在陽光下看得更清，層層疊疊像朵曬乾的菊花。他的棉襖袖口磨出了整齊的毛邊，露出裡面洗得發白的棉絮，風一吹，棉絮就輕輕顫，像藏了只小雀兒在裡面撲騰。

西巷是真的不寬，兩人並排走得稍不留神就會碰著牆。兩旁的青磚灰瓦上，牆縫裡鑽出的青苔沾著晨露，被太陽曬得慢慢舒展，綠得發亮。牆頭上的牽牛花爬得瘋，紫的像浸了葡萄汁，藍的像摻了天空的碎末，花瓣上還沾著沒幹透的露水，風過時，露水珠順著花瓣滾到花蒂，“啪嗒”滴在牆根的馬齒莧上，驚得那肥嫩的葉片顫了顫。

“張嬸，晾被子呢？”老李頭對著院牆裡探出頭的婦人笑，那婦人手裡攥著根竹竿，竿上挑著床靛藍粗布被單，被單上繡著朵歪歪扭扭的梔子花，針腳大得能塞下指甲蓋。“可不是嘛，老李頭，這日頭正好，不晾可惜了。”張嬸的聲音脆生生的，像嚼著脆棗，“這是你家孫女兒？眉眼真像你年輕時候！”

“是我侄孫女兒，打南邊來的。”老李頭的聲音裡透著點得意，柺杖在地上又篤了一下，“王大哥，今兒的太陽暖和吧？”巷口石階上坐著個穿黑布褂子的老頭，正眯眼抽旱菸，煙桿是老竹根做的，被燻得油亮。“暖和！暖和得想打盹！”王大哥的菸袋鍋子“吧嗒”響了一聲，火星子濺在青石板上，瞬間滅了，“你這孫女兒看著面善，將來準是個好姑娘。”

阿禾跟在後面，看著老李頭和街坊打招呼時，耳根會悄悄泛紅——原來厲害的二大爺也有不好意思的時候。她的目光落在旁邊人家的絲瓜架上，綠藤像故意纏著架子繞，把竹竿纏得密不透風，葉子是深綠的，葉脈清晰得像畫上去的，陽光透過葉縫，在藤架下投下晃悠悠的碎光。幾個嫩黃的絲瓜吊在半空，最長的那個足有二尺，肚子圓滾滾的，蒂上還帶著新鮮的黃花，像誰把小燈籠忘在了藤上。有隻蜜蜂停在黃花上，屁股撅得老高，後腿沾著金粉，飛起來時，金粉簌簌落在阿禾的帆布包上，像撒了把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