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掏出鑰匙，在鎖孔裡轉了兩圈，“咔嗒”一聲，門開了。樓道里飄著對門燉排骨的香味，混著樓下垃圾桶的餿味，這兩種味道在夏天總是特別明顯，像把日子裡的甜和苦揉在一起，往人鼻子裡鑽。我推開門，客廳裡沒開燈，只有陽臺漏進來的一點天光，把沙發的影子拉得老長，像個趴在那兒的巨人。我踢掉帆布鞋，鞋跟在地板上磕出悶響，這聲音在空房子裡特別清楚——畢竟這屋子太小了，四十來平，除了臥室就是客廳，陽臺還得兼當廚房，站兩個人就轉不開身。

我摸黑走到沙發邊，把帆布包往茶几上一扔，包帶滑了一下，撞翻了昨天沒洗的外賣盒，裡面剩下的米飯撒了一點出來，黏在玻璃桌面上，像顆沒長齊的白疹子。我嘆了口氣，也沒收拾，就癱在沙發上，掏出手機。螢幕亮起來，先跳出來的是母親的未接來電，三個，都是下午兩點多打的，那時候我正在會議室裡跟經理吵方案，手機調了靜音。我手指懸在撥號鍵上，猶豫了一會兒，又縮了回來。每次跟她打電話，她總繞不開那幾個問題：工作穩不穩定？房租貴不貴？有沒有認識靠譜的姑娘？我每次都跟她說“挺好的”，可“挺好的”到底是怎麼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

手機又震了一下，是同事老張發來的微信：“明天上班把修改後的方案帶過來，王總催了。”我回了個“好”，然後把手機扔在沙發上，盯著天花板看。天花板上有塊黃斑，是上次樓上漏水浸的，房東來看過一次，說“下次再漏再說”，然後就沒了下文。我看著那塊黃斑，越看越像老家田埂邊的蘆葦，風一吹就晃，沒個定準。小時候我總愛在蘆葦叢裡跑，母親站在田埂上喊我，說“慢點兒，別摔了”，我不聽，踩著軟泥往前衝，結果摔了個屁股墩，蘆葦葉颳得我胳膊上全是紅印子。那時候我覺得蘆葦一點都不結實，風一吹就彎，跟我一樣，沒個正經樣子。

不知道躺了多久，肚子開始叫。我起身去陽臺，開啟那臺二手冰箱，裡面除了半瓶可樂，就只有上週買的雞蛋，還剩三個，其中一個殼上有個小裂紋，估計再放兩天就得壞。我想了想，還是決定下樓吃碗麵。樓下拐角有家麵館，老闆是四川人，說話帶著口音，面煮得很勁道，加個煎蛋只要十二塊。我穿好鞋，鎖門的時候，聽見對門傳來電視聲，好像是個家庭倫理劇，女人在哭，男人在吼，熱熱鬧鬧的，跟我這屋子的冷清比起來，像兩個世界。

下樓的時候，樓道里的聲控燈壞了幾盞，得跺腳才亮。我跺了一下，燈亮了，照見牆上貼的小廣告，有疏通下水道的，有辦信用卡的，還有一張是尋人啟事，照片上的老太太穿著花棉襖，眼神有點怯。我走了兩步，又回頭看了一眼那張尋人啟事，上面的日期是上個月的，不知道人找著沒。小時候在老家，要是有人家丟了人，全村人都會幫忙找，拿著手電筒，在田埂上、蘆葦叢裡喊，聲音能傳老遠。可在這兒，一張紙貼在牆上，風吹雨淋，也不知道有沒有人認真看。

麵館里人不多，就兩桌客人，都在低頭吃麵。老闆看見我，笑著喊：“小夥子，還是老樣子？”我點點頭，找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是條馬路，車來車往，路燈亮了，橘黃色的光灑在地上，像鋪了一層碎金子。我掏出煙，剛想點，想起老闆不讓在店裡抽菸，又塞了回去。這時候，鄰桌的男人接了個電話，聲音挺大：“我跟你說，這專案我肯定能拿下，到時候咱們就不用租這破房子了……”他說得挺激動，手還比劃著，可我看見他面前的面沒怎麼動，湯都涼了。我想起我剛畢業的時候，也跟我媽說“等我掙了錢，就給你在城裡買房子”，那時候我覺得自己特別厲害，像棵能長到天上去的樹，可現在才發現，自己連棵蘆葦都不如，風一吹就晃，根都沒地方扎。

面很快就上來了，熱氣騰騰的，煎蛋煎得金黃，咬一口，蛋黃流出來，燙得我舌頭直打轉。我吃得急，額頭都冒了汗。這時候，手機又響了，是阿哲打來的。阿哲是我大學同學，畢業後跟人合夥開了家公司，去年還跟我炫耀說“一年能掙幾十萬”，可上個月突然跟我說公司倒閉了，欠了一屁股債。我接起電話，他聲音有點啞：“喂，你在哪兒呢？”我說在吃麵，他說“我來找你，順便蹭碗麵”。

掛了電話，我跟老闆說再煮一碗麵，加兩個煎蛋。老闆點點頭，又問：“你朋友啊？”我說嗯，大學同學。老闆嘆口氣：“現在年輕人都不容易，我兒子跟你差不多大，在深圳打工，也是天天加班。”我笑了笑，沒說話。是啊，都不容易，可“不容易”這三個字，說出來輕得像根羽毛，嚥下去卻沉得像塊石頭。

沒一會兒，阿哲就來了。他穿了件黑色的T恤，袖口卷著，頭髮亂蓬蓬的，眼睛裡有紅血絲，跟上次見的時候判若兩人。他坐下，把包往旁邊一扔，包上的拉鍊壞了，露出裡面的幾張簡歷。老闆把面端上來，他拿起筷子就吃，吃得很快，像餓了好幾天。我看著他，想說點什麼，又不知道該說什麼。最後還是他先開口：“我今天去面試了，一家小公司，給的工資還沒我剛畢業的時候高。”我嗯了一聲，他又說：“我以前總覺得自己能做大事，能掙大錢，現在才發現，自己就是個傻子，什麼都不懂，就敢瞎折騰。”

他說這話的時候，頭埋得很低，頭髮遮住了眼睛。我想起大學的時候，我們倆在宿舍裡喝酒，他說以後要開一家全國連鎖的公司，要讓父母過上好日子，要娶我們系最漂亮的女生。那時候他眼睛裡有光，說話的時候聲音都帶著勁，像棵挺拔的樹。可現在，他像棵被霜打了的蘆葦，蔫蔫的，連抬頭的力氣都沒有。

“你還記得咱們大學門口的那家烤串店嗎？”阿哲突然說，“那時候咱們總去那兒，點兩串腰子，幾瓶啤酒，能聊到半夜。老闆總說咱們倆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現在想想，他說得真對。”我點點頭，記得那家烤串店，老闆是個東北人，說話特逗，烤的腰子特別香。後來畢業的時候，我們倆還在那兒喝了一場，哭了，說以後一定要常聯絡，可實際上，工作忙起來，一年也見不了兩次。

吃完麵，我結了賬，跟阿哲一起往回走。路上風挺大，吹得路邊的樹沙沙響。阿哲掏出煙，給我遞了一根，自己也點了一根。煙霧在風裡飄，很快就散了。“我媽昨天給我打電話，”阿哲說，“問我什麼時候回家，說家裡的蘆葦該割了，讓我回去幫忙。”我想起老家的蘆葦，每年秋天，母親都會割蘆葦，用來編筐，或者當柴火燒。蘆葦割了之後，第二年還會再長，可根還在土裡，扎得牢牢的。

“你說，咱們是不是也像蘆葦？”阿哲突然問，“看著挺高，其實根沒扎穩，風一吹就倒。”我沒說話，心裡卻覺得他說得對。我在這個城市待了三年，換了兩份工作，租過三個房子，沒攢下什麼錢，沒交什麼朋友，連個能說心裡話的人都沒有。我像一棵被風颳到這兒的蘆葦，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兒，也不知道明天會被刮到哪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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