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復魅與詩性的重生》

——論樹科《韶州擷光拾影》的在地性書寫

文/元詩

在普通話日益成為文學表達唯一合法載體的當代詩壇，樹科以粵語方言寫就的《韶州擷光拾影》組詩，不啻為一次語言的起義。這組詩以"湞妹"、"丹佬"、"霞姑"等擬人化方言詞彙為觸媒，將韶州的地理風物轉化為具有體溫的敘事主體，在音韻的褶皺間完成了對嶺南文化基因的考古式發掘。當"通天塔，通天佑德三條龍"的粵語韻律在紙面跳動，我們目睹的不僅是方言的文學化嘗試，更是一場關於漢語詩性本源的精神復魅儀式。

方言在此展現出其作為"地方性知識"（格爾茨語）的獨特魅力。樹科刻意選用"嚟"（來）、"噈"（就）、"嘅"（的）等粵語特有字元，構建起一道抵抗標準語殖民的詩歌防線。在《三江六岸》中，"湞妹源嚟石溪灣/武漢追溯三峰嶺"的句法結構，既保留了古漢語"源嚟"（原來）的詞彙化石，又透過"湞妹"這個擬人稱謂，使湞江獲得了神話學意義上的性別維度。這種語言策略令人想起黃遵憲《人境廬詩草》中對客家話的化用，但樹科走得更遠——他不再將方言作為點綴性的修辭佐料，而是將其提升為詩歌的骨骼與血脈。粵語特有的九聲六調在"韶石，韶音/囍奏韶華嘅樂章"等句中形成跌宕的聲腔韻律，恰如《文心雕龍》所言"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使文字產生超越語義的音響詩學效果。

組詩對嶺南神話譜系的再造，展現出羅蘭·巴特所謂"神話修辭術"的當代轉化。《丹霞戀》中"舜帝南巡點鴛鴦"的典故，被賦予"丹佬雄陽存/霞姑滋陰在"的陰陽哲學闡釋。丹霞山不再是被凝視的風景客體，而成為承載著《周易》宇宙觀的符號載體。詩人巧妙化用《尚書·益稷》"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的典故，將"韶石，韶音"與婚慶儀典"囍奏"並置，使上古雅樂與嶺南民俗達成跨時空的和鳴。這種書寫策略與葉芝重構凱爾特神話的《凱爾特的薄暮》形成跨文化呼應，但樹科的獨特之處在於，他透過方言的音韻肌理，使神話敘事獲得了物質性的語言肉身。

在歷史記憶的書寫維度，《梅關古道》展現出本雅明式"辯證意象"的生成過程。"天險，壁懸，石頭堅"的排比句式，以粵語特有的頓挫節奏模擬出古道的險峻地形。當"科技火攻，動地感天"突然插入這個古典語境，張九齡開鑿梅關的壯舉與當代工程技術形成蒙太奇式的疊印。詩人以"廣府珠璣喺桑梓"的在地視角，將《南遷錄》中記載的移民史轉化為血脈相連的身體記憶。粵語副詞"喺"（在）的使用，使"桑梓"這個傳統意象擺脫了文人詩的陳套，獲得方言特有的親暱質感。這種處理可比擬希尼在《挖掘》中對愛爾蘭方言的運用，但樹科透過"名相九公有德道"的倒裝句式，進一步凸顯了粵語保留的古漢語語法特徵。

《菩提物語》則展開了禪宗美學的當代闡釋。詩人以三疊"菩提"的咒語式吟誦，重構六祖慧能"菩提本無樹"的著名偈語。但粵語版本"菩提本嚟噈有樹"透過副詞"嚟噈"（本來就）的強調，形成了與普通話版本微妙的語義偏差。這種"方言誤讀"恰如德里達所說的"延異"現象，在解構經典的同時開闢出新的闡釋空間。"有有冇冇，見者智"的句式，既保留了《壇經》"有無俱遣"的禪機，又透過粵語特有的"冇"（無）字，使空色相即的哲理獲得方言的肉身性。這種語言實踐可比擬策蘭用德語書寫猶太經驗的困境，但樹科的突破在於，他使方言成為接通古典禪意與現代意識的介質。

從詩學本體論視角審視，這組詩實踐了海德格爾"語言是存在之家"的哲學命題。當普通話寫作日益陷入"工具理性"的牢籠，樹科的粵語詩歌透過"黃崗蓮花和芙蓉"等在地意象的並置，使語言重新紮根於嶺南的風土。在《三江六岸》中，三條江河被賦予"龍"的圖騰意象，這不是簡單的擬人化修辭，而是方言思維對自然物的本體論重構。正如加斯東·巴什拉所言"詩的形象本質上就是變異的，它使我們離開以前的棲所"，粵語特有的"通天佑德"等複合詞結構，恰恰打破了標準漢語的理性邏輯，重建了物我交融的詩性認知方式。

在文化政治的層面，這組詩構成了一種"少數文學"（德勒茲語）的抵抗實踐。當全球化浪潮不斷抹平地域差異，樹科透過"韶城沙湖"的地理標註和"珠璣巷"的移民史指涉，構建起方言的文學飛地。這種寫作可比擬克里奧爾語作家夏莫瓦佐對馬提尼克方言的堅持，但樹科的獨特價值在於，他將粵語書寫納入中華文化"雅俗交融"的傳統——"囍奏韶華嘅樂章"既保留了民間婚俗的喜慶質地，又透過"韶華"的文學典故賦予其雅緻的維度。這種處理恰如巴赫金所說的"狂歡化"理論在方言詩歌中的體現，但樹科透過"舜帝南巡"等歷史符碼的植入，使俗語獲得了史詩般的莊嚴感。

樹科的方言詩學實驗，在當代詩歌"聲音轉向"的潮流中具有前瞻意義。從"韶音"到"樂章"的意象鏈，暗示著詩歌迴歸"歌"本源的自覺。粵語豐富的入聲字在"石溪灣"、"三峰嶺"等地名中形成鏗鏘的節奏脈衝，使詩歌獲得超越文字表意的聲音敘事。這種探索可比擬韓波《母音》中對語音象徵主義的實踐，但樹科透過"通天塔"等宗教意象的植入，使聲音本身成為通靈的媒介。尤其當"菩提"的三重吟誦在紙面迴盪，我們彷彿聽見了六祖惠能"以音聲求我"的禪機在現代語境中的迴響。

《韶州擷光拾影》的文學史意義，或許在於它為漢語詩歌的現代性困境提供了方言突圍的路徑。當新詩面臨"失歌"的責難，粵語天然的韻律性為詩歌找回了音樂性；當城市書寫陷入同質化危機，韶關的"三江六岸"提供了地理詩學的樣本；當文化記憶被博物館化，"丹佬霞姑"的民間敘事使歷史重獲體溫。樹科的實踐啟示我們：詩歌的生機或許不在於向前突進，而在於向下深挖——在方言的礦脈中，埋藏著未被標準語規訓的原始詩性。就像組詩中反覆出現的"韶"字，既是虞舜樂舞的雅言遺存，又是粵語中"繼續"的方言發音，這種音義的疊合，恰是漢語詩性本源的最佳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