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秋天，來得比往年都要早些。寒風捲著枯黃的落葉，在空蕩蕩的街巷裡打著旋兒，像是在為一個時代的落幕唱著輓歌。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像一陣突如其來的颶風，瞬間刮遍了城鄉的每一個角落。那些曾經在街頭奔走、意氣風發的初高中學生，無論是滿懷著一腔熱血，還是被迫裹挾在時代的浪潮中，都陸陸續續地收拾起簡單的行囊，告別了熟悉的城市，奔赴到廣闊而陌生的鄉村。

喧囂一時的街頭，彷彿在一夜之間安靜了下來。學校的大門緊閉，教室的窗戶蒙上了一層灰，只留下空蕩蕩的街巷，和一群像我這樣，因為年紀尚小而被暫時留下的少年。我們站在街頭，眼神里帶著尚未散去的迷茫，不知道未來的路究竟通向何方。

不久後，“復課鬧革命”的通知終於傳來。我們這群半大孩子，像是找到了失而復得的寶貝，重新湧回了校園。久別重逢，彼此打量著對方，都像是在短短的時間裡猛然長高了一截，但眼神里的懵懂與無措，卻比離開時更加濃重。稀裡糊塗間，我們成了中學裡最年輕的一屆學生，被時代洪流推著，跌跌撞撞地走進了新的課堂。

校園裡的一切都變了模樣。過去的年級、班級番號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充滿軍事色彩的營、連、排建制。我們嚮往的“瀋陽五中”校徽還沒戴上，就變成了以工廠命名的中學——“沈軸五中”。從前的班長、組長，中隊委員也順勢換上了排長、副排長、政治幹事的頭銜，肩上多了一份說不清、道不明的責任，壓得人有些喘不過氣。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清晨的廣播喇叭裡，不再播放眼保健操的音樂，取而代之的是激昂的戰鬥旋律。課間操的時間，全校師生湧向操場，集體跳起了忠字舞。從十三、四歲的新生，到年過半百、動作僵硬的老教師，大家隨著大喇叭裡的節拍，抬手、踏步、轉圈。動作不算熟練，甚至有些滑稽，但場面卻格外熱鬧，每個人都努力地揮舞著手臂，彷彿這樣就能證明自己緊跟時代的步伐。那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時代印記，烙在每個人的臉上，也烙在那段特殊的記憶裡。

橡膠六廠與軸承廠的工宣隊，像兩支威嚴的隊伍，先後進駐了學校。穿著藍色工裝的師傅們，參與到教學管理的每一個環節，校名最後改為了“沈軸五中”。教室的黑板上方，貼上了嶄新的毛主席畫像，兩邊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標語，處處透著那個年代獨有的、不容置疑的痕跡。

上街遊行，成了當時特殊的“政治活動”，壓倒一切。每當有重要指示或重要社論發表，全校便像一臺被擰緊發條的機器，迅速運轉起來。我們高舉著“沈軸五中”的橫幅，在五中軍樂隊的伴奏下，邁著整齊的步伐走在鬧市街頭。口號聲此起彼伏，響徹雲霄。“抗美援越！”“知青下鄉！”“幹部下放！”“聲討蘇修！”“九大召開！”“衛星上天！”“五二零宣告”……，一樁樁國家大事，像走馬燈一樣在我們的口號聲中閃過，化作我們青春裡一段段街頭行進的記憶，喧囂而模糊。

即便在那樣紛亂、嘈雜的日子裡，十四連二排的教室裡，依然坐著一位沉默的守望者——高振大老師。他依舊擔任著我們的班主任，話不多，甚至有些木訥，卻始終像風雨裡一盞不肯熄滅的燈，默默地散發著微弱卻堅定的光。

那時，“讀書無用論”的風潮甚囂塵上，不少同學開始曠課、逃學，甚至徹底不來上學。劉秀娟和汪喆就是其中兩名最突出的同學。他們倆在小學時，都曾是品學兼優的學生幹部，是我眼中的好學生。可如今，他們卻選擇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我和高老師一起去家訪劉秀娟。推開她家那扇吱呀作響的木門，看見的卻是另一番景象。狹小的屋子裡，劉秀娟懷裡正抱著年幼的弟弟，手忙腳亂地哄著。她的繼母在一旁忙著縫補衣服，臉上寫滿了生活的艱辛。劉秀娟看著我們，眼神里滿是無奈與歉意，她實在無法脫身來校上課。家境的艱難與生活的重擔，就這樣赤裸裸地擺在我們面前，寫滿了那個普通家庭的日常，也擊碎了我心中關於“上學”的單純執念。

汪喆的家則截然不同。他的父親是一位被打成“臭老九”的知識分子，家裡雖然清貧，卻擺滿了各種禁書——國學、哲學、倫理學，書架上、床頭邊，隨處可見。我們去的時候，汪喆正躲在角落裡，如飢似渴地在這些書籍中遨遊。高老師站在門口，只看了一眼，便什麼都明白了。他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和汪喆的父親寒暄了幾句無關痛癢的話，便默默地離開了。那一刻，我從高老師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絲複雜的情緒，有惋惜，也有無奈。

看到劉秀娟家境，我想到我的三個弟弟，他們最大的九歲，最小的五歲，父母都上班，在家裡無人照看，我也想，像劉秀娟那樣。回家看弟弟。再看到汪喆家境，我心裡非常羨慕，他正在爭分奪秒的搶時間學習，將來一定會大有出息。而我呢，像個小老師似的，天天組織學生們的各種政治活動，浪費了大量寶貴的讀書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