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夏天，鳥鳴裹挾著燥熱，在瀋陽大北關的街巷裡鋪陳開來。老磚牆上的青苔被曬得發蔫，院裡的風裹挾著曬透的槐花香，絲絲縷縷漫進院牆，混著煤爐裡飄出的煙火氣。可這份盛夏的熱鬧，卻獨獨與我隔了一層。

那時的我身材矮小得像一隻小螞蟻，身子骨細瘦得好似一株尚未抽條的禾苗，穿著媽媽改小的舊布衫，那袖子捲了三圈還晃盪著，彷彿隨時都會掉下來。站在同齡孩子堆裡，我就如同滄海一粟，總被輕易地淹沒在人群之中。或許正是這份不起眼，連報名上小學這樣天大的事，學校的老師來登記時看著我，都覺得我不像個學齡兒童，就這樣把我給漏掉了。而院裡的小夥伴們都以為我報上了名。關於上學的事，我從頭到尾都被矇在鼓裡，一無所知。

王維儉、高日輝、明傑、何北，都是院裡一起長大的小夥伴。我們曾在槐樹下彈玻璃球，在巷口追逐打鬧，把褲腿磨得發亮。他們報了名後，平日裡總湊在牆角嘀咕。王維儉捧著媽媽縫的藍布小書包，指尖摩挲著上面繡的小紅花；高日輝炫耀著爸爸從工廠帶回來的帆布包，帶子上掛著個鐵皮小鈴鐺，晃一下就叮噹作響；明傑和何北則爭搶著看一本畫著小人兒的識字冊。我湊過去問他們在說啥，他們只含糊地說“沒啥”，我便沒往心裡去，只當是孩子們閒時的嬉鬧。

直到開學那天，天剛矇矇亮，院裡的公雞剛打了第三遍鳴，就被一陣輕快的動靜攪熱。王維儉揹著藍布書包走在最前，步子邁得格外大；高日輝的帆布包鈴鐺叮噹作響；明傑和何北跟在後面，你推我搡地說著笑，手裡還攥著用報紙包著的新書，邊角被壓得整整齊齊。他們一路朝著大北六小學的方向走去，腳步聲輕快得像敲著小鼓，漸漸消失在巷口的拐角。

我站在院門口，攥著衣角愣了許久，指尖能摸到布衫上洗得發白的補丁，心裡空落落的，像被掏走了一塊。直到他們的身影看不見了，我才後知後覺反應過來：他們都上學了，唯獨我，還被矇在鼓裡。我鼻子一酸，差點哭出來，轉身跑回家告訴媽媽。

媽媽正在灶臺前熬粥，聞言手裡的鍋鏟“哐當”一聲掉在鍋裡，眉頭瞬間擰成了疙瘩。她急得連圍裙都沒解，翻箱倒櫃找出用紅繩繫著的戶口本，緊緊牽著我的小手就往大北六小學趕。我的手被媽媽攥得發燙，掌心全是汗，既怕報不上名，又忍不住委屈。小短腿費力地跟著媽媽的腳步，褲腳蹭著路邊的野草，心裡一遍遍盼著，能和夥伴們一起走進校門。

大北六小學的校門是兩扇木質大門，上面刻著斑駁的花紋。接待新生的老師坐在門口的長桌後，面前擺著厚厚的名單，紙頁已經被翻得有些毛邊。老師翻名單時，指尖在紙頁上沙沙劃過，末了抬頭衝我們輕輕搖了搖頭：“沒有楊慶柏這個名字。”

媽媽不肯放棄，拉著我直奔教導處。辦公室裡飄著淡淡的墨水味，牆上掛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標語。媽媽語氣裡滿是懇求：“老師，您再通融通融，孩子就想在這兒上學，他懂事，不調皮。”可那裡的老師一臉為難，手裡的鋼筆頓了頓，語氣誠懇卻堅決：“同志，實在對不住，我校今年的名額早就滿了，課桌都擺不下了，實在沒法接收，您還是帶著孩子去別的小學問問吧。”

那天的太陽格外烈，烤得柏油路都泛著熱氣，腳踩上去軟軟的。媽媽牽著我，一趟趟奔走在大北一、大北四、小北一小學的路上。每所學校的校門都大同小異，接待老師的話卻如出一轍——“名額滿了”。每一次被拒絕，媽媽的聲音就低一分，眼角的細紋似乎也深了些，我的頭也垂得更低，手指無意識地摳著衣角，把布衫摳出了一個小窟窿。

汗水順著媽媽的鬢角往下淌，浸溼了她的藍布褂子，後背洇出一大片汗漬，額前的碎髮粘在皮膚上。可她從沒鬆開我的手，也沒說過一句抱怨的話，只一遍遍揉著我的頭安慰：“柏兒別怕，咱們再找找，總有學校肯收你。”路過街邊的小賣部時，媽媽還掏出兜裡僅有的幾分錢，給我買了一根冰棒。融化的糖水順著我的手指往下淌，甜絲絲的，卻壓不住心裡的慌張。

終於，我們走到了豐隆小學。這所學校的校門是漆黑的大木門，學校裡的桑葚樹枝繁葉茂，遮出一片濃密的陰涼，風一吹，樹葉沙沙作響，落下細碎的光斑。

接待的老師看上去非常年輕，像個大姐姐。她坐在樹蔭下的板凳上，上下打量著我，眉頭微蹙：“這孩子個頭這麼矮，看著可不太像滿七週歲啊？”媽媽趕緊遞上戶口本，指尖因為緊張有些發抖，指著出生日期給老師看：“您看，沒錯，剛好七歲了，就是長得瘦小些。”

老師湊近了仔細核對，又反覆看了我幾眼，才漸漸打消了疑慮。緊接著，老師臉上露出笑意，彎下腰對我說道：“小朋友，來，考考你，能從零數到一百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