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末的瀋陽電力學校，四百八十多張年輕的面孔在冬季提前分配。陳明分配到“清河發電廠”，我則分配到“撫順發電廠”。

那時的清河電廠還是片沸騰的工地，塔吊在灰濛濛的天空下劃出弧線，攪拌機的轟鳴晝夜不停。這些剛出校門的學生，住進了了帳篷或板房，冬天漏風，夏天悶熱。每天清晨，同學們擰開宿舍門口的水龍頭，接半瓢帶著鐵鏽味的生水灌下去，再揣兩個玉米麵窩頭去上班。三班倒的作息把生物鐘攪得稀碎，後半夜巡檢時，睏意像濃霧裹著身子，連儀表盤的綠光都變得模糊。

不到半年，抱怨聲就在剛畢業的青年工人裡蔓延開來。有人託家裡找關係，想調回大城市的電業局或電廠；甚至有人寫了申請書，盼著能離開電力系統，回到大城市的工廠或商店。就在這時，“學校要從畢業生裡留九個人當老師”的訊息像顆石子投進水裡，瞬間激起千層浪。誰都知道，留校意味著告別帳篷板房、生水和倒班，意味著能坐在窗明几淨的辦公室裡，握著粉筆而非扳手。

同學們私下跟陳明說：“你肯定能留校，你的字、你的畫，你的口才，在課堂上肯定受歡迎。”陳明當時正蹲在板房門口，用樹枝在泥地上寫隸書，聞言只是笑了笑，把樹枝扔進旁邊的水坑裡。

沒過多久，學校人事科的人真的來了。那天陳明正在工地給空冷器裝防磨套管，看到兩個穿中山裝的人走到跟前，陳明知道來意後當場就拒絕了。

“我要當工人，不要當老師。”這句話像根電線，在工人宿舍裡傳得飛快。有人說他傻，放著清閒日子不過；有人猜他是不是跟學校鬧了矛盾；還有的說他在這裡有暗戀物件不想離開；直到一週後，學校人事科的齊科長親自來清河發電廠，在工地會議室裡拍了桌子：“這是組織決定，你必須服從。”陳明攥著工裝衣角，指節都泛了白，最終不得不點了頭。

回學校後，我和他住在了同一間教師宿舍，四張木板床對著放，他把那個常用的青田石印章、幾支狼毫筆和一疊畫紙小心地擺在書桌角落。

我忍不住問他當初為啥拒絕留校，他正用軟布擦著印章，聲音很輕：“畢業分配的時候，我當著全班同學面說過，要到最艱苦的地方當工人，把學的本事用在發電上。我不能食言。”

留校後的日子，陳明把這份執拗勁兒全用在了講課上。其他留校的八位老師還在磨教案時，他已經把《熱工自動化》的課件寫得工工整整，板書也是他最擅長的楷書，每一筆都挺拔有力。第一次試講，教室後排坐滿了老教師，他拿著粉筆在黑板上畫控制策略組態圖，邊畫邊講，連複雜的原理都講得像說故事。課後，老教師拍著他的肩膀說：“這課講得好，掛圖畫得真漂亮。”陳明成了九個人裡最先登上講臺的人，每次路過他的教室，都能看見學生們湊在黑板前，盯著他寫的板書捨不得擦。

可這樣的日子沒持續太久。隨著大學畢業生陸續調入，學校公佈了新的組織決定：提拔陳明當專職學生主任，負責學生管理。那天他把教案整理好，送給接手他課程的新老師，我看見他摩挲著教案上的字跡，眼神里有些不捨，卻沒說一句抱怨的話。當上主任後，他還是改不了老習慣，學生宿舍前

的黑板報他親自寫，運動會的宣傳畫他親手畫，連學生的獎狀，他都要一筆一劃寫好名字。

再後來，東北電業管理局領導來學校考察，一眼就看中了他。調令下來時，他正在辦公室批改學生的社會實習報告，鋼筆在紙上頓了頓，還是像當年一樣，收拾好東西就走了。我去送他，他手裡拎著一箇舊提包，裡面除了換洗衣物，還裝著那個青田石印章。“到了局裡，說不定也能寫寫材料。”他笑著說。

這一去，就是幾十年。我偶爾從老同學嘴裡聽到他的訊息：從科長到處長，再到電業局黨委書記，成了別人口中的“陳高管”。可每次同學聚會，他還是穿著樸素的衣服，跟我們聊當年在清河發電廠喝生水、啃粗糧的日子，聊在學校寫板報的時光。有人問他，後悔過當初沒留在講臺嗎？他掏出手機，給我們看他退休後寫的字——還是那手挺拔的楷書，內容是當年在板房門口寫過的那句詩：“墨痕浸汗透工裝，電流伴我守寒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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