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些事情，朱載坖自然是心裡有數的，王錫爵說的確實是很有道理的，對於這些所謂的朋黨，必須要予以嚴厲整頓，首先就是利用嚴刑峻法來打擊這些朋黨勢力，朱載坖隨後就親自下旨，命令翰林院律例館和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法司衙門一道，對於大明律中的奸黨一條重新予以修訂。

朱載坖要求將朋黨明確列入奸黨之中，嗣後凡是有朋黨結黨亂政者，即以奸黨治之，朱載坖對於這些事情的處理態度是很明確的，不管什麼君子之黨，小人之黨，都是奸黨，沒有任何區別。

朱載坖還詳細的規定了這些奸黨的內容，除了太祖朝所規定的四種情況之外，對於官員立碑和門生、鄉誼結黨等也一律列入奸黨之中，朱載坖還明確要命將為大臣歌功頌德罪改為為為官員歌功頌德罪，對於所有的官員，不準未經皇帝準允就樹碑建祠，撫按官立即予以巡視搗毀，尤其是所為的生祠等，一概不許，違者不分主從，以奸黨罪之。

朱載坖在上諭中明確的指出：“追言者分曹為朋，率視閣臣為進退，依阿取寵，則與之比，反是則爭。比者不容於清議，而爭則名高。故其時端撰之地，遂為抨擊之業，而國是淆矣。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為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為是。此非朝廷所以治國也。”

對於都察院都御史和諸科掌印，朱載坖都予以下旨切責，要求都御史和都給事中們對於這些監察御史和給事中們嚴加管束，用以維護朝廷的綱紀和法度，整飭吏治。

對於現在言官的權力擴張，朱載坖在上諭中也明確予以切責，朱載坖說道：“大臣惟憚言官能劫己而輕視諸司，言官為恃大臣之能庇己而蔑視公論，諸臣竊名譽，貪貨利，樹黨羽，肆排擠，以欺閣為固然，以奸佞為得計，此亡國之禍也。”

對於現在科道權力膨脹，動輒以輿論脅迫朝廷，這點也是朱載坖所深惡痛絕的，他在詔書們明確說道：“彼其一人之身而譭譽倏忽，愛憎隨之，況積毀與群譽者哉。故明主之簡用大臣，無他術也，慎其愛憎，而不以譭譽，則善矣。”

朱載坖明確表達了自己在用人上的態度，不以愛憎用大臣，不因輿論對大臣的譭譽而輕下結論，朝廷絕不接受這種以輿論來脅迫大臣，甚至於影響朝廷的政策，這些行為都是朱載坖所絕對不能允許的。

王錫爵也再次上疏，對於現在官員養望的行為提出嚴厲的批評，王錫爵在奏疏中說道：“正德以來，士多務虛譽而希美官，假恬退而為捷徑，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職業不舉，或因事權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輒假託養病致仕，甚有出位妄言棄官而去者，其意皆籍此以避禍掩過，為異日拔擢計，而往往率遂其所欲。以故人怠於修職，巧於取名，相效成風，士習大壞。”

對於這些人，朱載坖命令吏部和都察院予以查實之後直接向朱載坖上奏彈劾，永不敘用，嚴厲打擊這些出位妄言的行為，同時對於巡按御史、給事中等官員的權力也要予以限縮，再次重申不準風聞奏事，對於無端彈劾，或者是利用科道的監察權力打擊政敵等行為，捕風捉影，誣陷官員的，反坐之。

刑部尚書蔡國珍則是上疏對於奸黨罪的實施情況做了說明，本朝的奸黨之罪，在應用過程之中，往往走向兩個極端，要不進行無情打擊，不惜以誅連九族而興大獄；要不就置若罔聞，不惜犧牲現行的法律，以順應所謂的人情。在洪永年間，經常使用奸黨，屢興大獄。

這樣做固然是為了震懾一些不法之徒，但是也因此搞得官場人人自危，官員們不敢履職，這是大肆使用奸黨的副作用。

而在洪永之後，這條罪名就被束之高閣，不再使用，實際上就加以廢弛了，在這種情況下，官員們就開始放飛自我了，各種形式的組織就開始增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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