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蔡國熙的這個上疏，朱載坖是很意動的，對於現在的大明朝廷來說，朝廷的力量還是很強大的，經過朱載坖和朝廷的努力，加強了對於地方的控制，整頓了財政，牢牢掌握了鑄幣權，朝廷的力量確實是非常之強大了，但是對於一點，朝廷卻始終未能有效的掌握，就是經義的解釋權。

雖然太祖皇帝規定以朱子作為科舉的標準答案，但是實際上大明在取士的時候，主考官的看法是最重要的，而在嘉靖以後，心學成為顯學，科舉之上心學也是可以談的，同時科場程文增加，考生以揣摩考官文風和態度為最重要的事情，隆慶以後 科試文字大半剽竊王氏門人之言，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了。

在科舉和商業出版的推動下, 現在出現了大量指導初學作文的讀本。 這類書籍往往注重實用性而多收錄文法、 文格, 也多取名家、 大家之語以顯其權威性，同時各家各派對於經史都有自己的解釋，並且以自己的解釋作為正統，這點是從北宋沿襲而來的成法。

在唐以前，對於對於聖人文字也有註釋，但是一般遵循疏不破注的規則，指在作疏時完全依照註文詮釋，不改變舊注的任何觀點。這種做法，是唐代註釋家的成例。疏即正義，是對“注”解釋，疏解時一般不突破原書的範圍即疏不破注。強調學有宗主,對於舊注可以有引申生髮,但不能另立新說。

唐代科舉所用的十三經注疏就是如此的，。它是對古注的再解釋，可以說是註釋的注。它的註釋原則是“疏不破注”。這種注主旨在疏通古注，其長處是淺近周詳，其短處則是缺乏創新精神。

但是在王安石變法期間，為了保證變法的推行，所以王安石編撰的三經新義，其編撰目的是透過重新詮釋儒家經典為變法提供理論依據，打破漢唐註疏傳統，倡導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開創了所謂的以義解經的模式。

王安石認為：“愚不知事務之變，而獨古人是信。聞古有堯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書，閉門而讀之，不知憂樂之存乎己也。穿貫上下，浸淫其中，小之為無間，大之為無崖岸，要將一窮之而己。先王但稽於眾，非一一從也。且如謹奉成憲，不知申意欲何如謹奉？若事事因循弊法，不敢一有所改，謂之謹奉成憲，恐非是。”

為了推動新法，王安石推定編撰了全新的教材，並且將其作為科舉取士的標準，這幾本書都是有很重要的政治作用的，《毛詩義》著重闡發《詩經》的政治教化功能；《尚書義》是《三經新義》的組成部分之一，強調古代治國理念的當代轉化 ；《周官新義》以《周禮》為藍本構建變法理論框架編纂過程中貫徹以義理解經原則，打破漢唐學者依傍傳注的傳統，對經文進行符合變法需求的創造性詮釋。

而在靖康之變後，宋高宗將靖康之變的總結為：“念熙寧以來，王氏之學，行六十餘年，邪說橫興，正塗壅塞，學士大夫，心術大壞，陵夷至於今日之禍，有不忍言者。”

王安石在後世都是被強烈批判的物件，故而其新學業遭到批判，太子自然是知道此事的厲害，現在大明的學術是非常之繁雜的，僅僅是王學就有七派，其餘的學說那就更是不可勝數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朝廷要向編撰統一的經史教材，尤其是經義教材，勢必在朝廷上引起極大的波瀾。

蔡國熙的本意自然是極好的，朝廷不僅僅要控制鑄幣權，也要控制對於經義的解釋權，同時史學教材也是極為重要的，這是包含了朝廷對於各個歷史人物的評價，是具備極強的政治導向的，同時朝廷壟斷對於經義的解釋權，這點對於朱載坖來說肯定是很重要的，也很有誘惑力的。

朱載坖很清楚，為了禁絕朋黨，朱載坖確實是做了很多事情，將所有的學校收歸官辦，對於嘉靖以來的清談、講學等風氣予以嚴厲禁止，剷除朋黨滋生的土壤。

在王世貞擔任禮部尚書的時候，由朱載坖授意，在國內學校對於朋黨進行了批判，王世貞就認為：“其為朋黨者有之，不純乎君子與不純乎小人者也。能奪天下之公議，壞天下之人心者，則未有過於陽竊君子之似而陰用小人之術者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識之人，而教之使為朋黨，朋比膠固，牢不可解。書牘交於道路，請託遍於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於立黨傾軋，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顛倒之，皆此之繇也。朋黨之興，始於君子，而終不勝於小人，害乃及於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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