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朱載坖的這個想法，內閣反而顯得並沒有那麼牴觸，申時行就說道：“陛下此慮，誠開萬世之風也！”

其餘的閣臣也認為朝廷設立一個專門的民意機構是有利的，開風氣之先，這點是極為有好處的，但是朱載坖也提醒這些閣臣們的，諮議院不是士林清議，朱載坖要的是民意，而非是所謂計程車林清議，朱載坖的想法其實是很明確的，就是要透過設立朝廷專門的民意機構，取代士林清議的作用，避免大明最後形成黨爭，這點是朱載坖的主要目的。

但是對於這個諮議委員的資格問題，輔臣們認為肯定是會在朝廷引起極大的波瀾的，因為這關係到哪些人能夠參加選舉，朱載坖自然也是很清楚此事的，所以朱載坖要求先在內閣商量，形成大綱之後，再召開國務會議，將此事決定下來。

所以朱載坖要求太子、內閣先整理出一個草案來，然後在經過部院和地方的討論，準備施行，受命之後，內閣首先命令翰林院整理相關資料，首先是要找出理論依據來，朝廷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依據的，作為大明的儲才之地，翰林院自然是能夠為此事提供充分的依據的。

首先是從三代之治的予以解釋，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口號。尊重人民的意願，就要採取各種不同的方式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然後根據這些意見來實施政治，儘可能實現群眾的願望。商朝就有召叢集眾議論大事的程式。如《尚書·盤庚上》載：“王命眾悉至於庭。”討論關於遷都的事，最後按民眾討論的意見定了新都。

西周時代，在大事決定之前，要進行商量。一方面，國王與各大臣在朝廷上商議；另一方面，派小司寇到朝外向萬民徵詢意見。國家大事有三件：一是國家危險的時候，即戰盟問題。外國入侵，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或者要與別國結盟，這也與戰爭有關，都要與民眾商議。二是國遷，即遷都。首都要遷移，也要與民眾商量。三是立君，即確立新君。決定國君接班人，這也是與民眾關係極大的事情。

其次就是聖人之言，這也是極為重要的事情，“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對子產說：“毀鄉校何如？”子產說：為什麼呀？人們早晚到鄉校休息的時候，議論實行的政策好壞。他們認為好的，我們就實行；他們所討厭的，我們就改掉。他們是我們的老師啊。為什麼要毀他們呢？我聽說真誠做好事才可以減少別人的怨恨，沒聽說用作威作福來防止怨恨。還不趕快停止？就像防止水災那樣，堤壩大決口，傷人必定很多，我們就救不過來。不如開個小決口引導水流出去。政治也是這樣，不如我們聽到意見，及時糾正。子產“不毀鄉校”的訊息傳到孔子那裡，孔子說：“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聖人對於民意的蒐集和採納，也是極為重視的，這也為大明設立相關的制度提供的理論支援，同時就是前代的制度，自然是首推西周的采詩制度，禮記中就有記載：“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周天子每五年要從鎬京出發東巡，視察各諸侯國， 所到之處都要大師把所採集的民歌拿給他看。而且各諸侯國內都設有專門收集民歌的官吏’ 於人”，每年春秋兩季出去收集民歌，沿途搖著木鐸，讓老百姓聽見采詩的官吏來了，好把詩歌獻出來。他們收集到的詩歌送到樂官“大師”那裡，譜成曲子，唱給周天子聽。

孟子也說過有關民意的重要性：“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日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這也是最原始的民意收集方式，管子就曾經說過：“古之慾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一可立，而治可行。”

商君書中也強調民意的重要性，在其中說道：“故聖人之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 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故聖人之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這些都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國家制定法令要以民俗、民情為根據，要了解民俗、 民情就必須進行不同形式的調查。

除了周的采詩制度，兩漢的樂府也是一個重要的收集民意的機構，漢書就有明確的記載：“自孝武立樂府而採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 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從漢武帝時期起，就成立了“樂府”機關，收集民間歌謠。透過這些民歌，可以“觀風俗，知薄厚”，為朝廷的決策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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