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鯉在奏疏中認為朝廷應該在預算的時候增加對於河南、湖廣等內陸省份的支援，保證大明各省之間的均衡發展，朱載坖並沒有御批此疏，而是將這本奏疏轉給了太子，朱載坖知道沈鯉說的還是很有道理的，之前大明主要是採取的重點發展的模式，朝廷的資金是很有限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朝廷只能將資金投向能夠創造最大收益的地方，快速的提高大明的財政收入。

這點確實是在短時間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得朝廷的賦稅收入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也使得大明國內的經濟發展更加的不平衡的，蘇松、閩粵等地，經濟發達，不僅僅吸納了大量的人口，也成為了朝廷的賦稅支柱，同時這些地方的官員在朝廷的話語權也就更重的，因為他們拿捏著朝廷的錢袋子，有些時候能夠影響朝廷的各種決策，尤其是撥款等事項上，朝廷是有很明確的傾向性的，朱載坖也認為此事是有問題的。

所以朱載坖認為確實是應該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其他的地方，支援其他地方的相關建設，朱載坖命令戶部和虞部調取相關的檔案、資料，以供朱載坖查閱，現在沿海和內陸的差距確實是越來越大了，這點確實是在大明的現實情況。

以紡織業為例，就很能夠說明問題，河南作為中原腹地，耕地面積是極為廣大的，由於朝廷重視水利，興修了一大批的水利工程，所以現在河南的農業生產還是很不錯的，由於各種新作物的推廣，百姓的糧食問題還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緩解，但是在手工業上，河南的發展就是極為緩慢的了。

根據虞部的奏報：“北土之吉貝賤而布貴，南方反是；吉貝則泛舟而鬻諸南，布則泛舟而鬻諸北。今棉花產自豫省，而商賈販於江南，則以豫省之民曠廢女工故也，但豫省未嘗不織布，而家有機杼者百不得一。”

河南所出產的棉花，不能在本地加工，反而要運輸到蘇松去紡織成布匹，再販運回河南，可見河南的紡織業有多麼薄弱，其實北直的紡織業原本也極差，但是在朝廷的大力扶持之下，朝廷從松江府聘請織工，製造紡織機械，同時規定兵部再為官軍採辦軍服、被裝的時候儘可能的使用北直布匹，使得北直的紡織業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河南的地方官府也並非沒有努力過，之前歷任的河南巡撫都試圖發展紡織業，甚至頒佈命令：“地方官曉諭有力之家，或多造機杼，貸與織布之戶，量取憑值；或將無礙公項，可以動支打造者，令其報名給領，俟一年以後，繳還原項。並廣勸婦女，凡牌甲之內，有一家織布者，即令同甲仿效行之。久而比戶連村，無不各勤紡織。”

除了棉紡織業之外，絲織業也是如此，現在絲綢是大明最重要的出口物資之一，僅靠浙直兩個地方，自然是無法滿足大明日益擴大的絲綢需求，豫西密縣地區，是繭絲的重要出產地，但是出繭多而工作少，制不甚佳，絲皆售於客販，出現了和棉花一樣的情形，在內黃縣，邑內西張龍、野羊數村，亦知育蠶、織絹，行銷各地。

在開海之後，蘇州府、松江府、湖州府等絲織重鎮對於生絲的需求量大增，河南也廣泛的推動種植桑樹，飼養蠶，蠶絲的產量逐漸增大。魯山縣農民繅絲量，每年在 80—100 萬斤左右。南陽縣一年收蠶繭 6000 萬斤，附近的鎮平等地，是省城開封絲綢行的重要原料源地。

但總的來說，除魯山、密縣外，河南其他地區絲織業技術落後，獲利較小，林縣紡織沿用土法，色澤原料較魯山、密縣所產不逮遠甚，很難在市場上競爭，所以無怪乎這些商人們認為河南的紡織業開國至今二百餘年未有進步，且品質日劣。

在這種情況下，河南本土的紡織業在蘇松等地的打擊下日漸衰落，只能淪為蘇松的原料產地，除了紡織業之外，河南原本比較發達的就是陶瓷業。

河南原本的陶瓷業應該是極為發達的，北宋之時，鈞瓷、汝瓷皆在河南，其品質之佳，堪稱中國製瓷業的巔峰，但是現在的河南制瓷業，也是一言難盡，魯山縣梁家窪鎮所產瓷器，大多以民用品缸、碗、罐等為主，生產者為當地貧民，購買者為外地行商，現在河南制瓷業發展的特點，主要是從精美的工藝品、奢侈品向民用品轉化。如制瓷業主要群體是瓦缸窯，專制瓦缸、瓦甕、瓦盆、瓦罐等器物，資本小而獲利速，業者多中下小戶。

以汝州、禹縣等河南傳統的制瓷業重鎮為例，原本主要以當地所產鈞瓷著名，但在嘉靖以來，逐漸改變傳統鈞瓷的製作習慣，以粗瓷為主，製造物品多以民用瓦罐、碗、壺為主，產量甚大，遠銷各省。密縣“土人建冶，以陶瓷器，如缸、甕、壇、罐之類，皆黑粗不堪，以供農家之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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