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朱載坖是想將此事推後處理的，但是現在群臣已經將此事挑明瞭之後，朱載坖也不得不處理此事了，朱載坖想要處理的，並不僅僅是閣臣子弟科舉的問題，而是在科舉中的階層固化的問題。

朱載坖一面慰留相關的大臣，一面命令吏部對於從大明有科舉以來的進士們出身進行統計調查，主意是考察上三代直系親屬的出身狀況，按照上三代直系親屬無任何功名、官號和捐銜的進士數及其佔比，上三代直系親屬中有任實職官進士數及其佔比，上三代直系親屬中有任從七品以上實職官進士數及其佔比，父任從七品以上官進士數及其佔比，上三代直系親屬中有任從五品以上官進士數及其佔比，父或祖有任從五品以上官進士數及其佔比，父任從五品以上官進士數及其佔比，父任教官進士數及其佔比等8類情況對其進行統計，檢視進士們的出身情況。

得到的結果使得朱載坖父子都是很擔憂的，朱載坖關心的是上三代直系親屬無任何功名、官號和捐銜也就是純平民家族出身的進士們在整個進士群體中所佔的比例，在永樂年間，這個比例是很高的，達到了七成，到成化五年，已經減少到了五成八，到了弘治十八年，減少到了四成一，到了嘉靖四十一年，降到了最低的二成一，到了隆慶朝，略有恢復，現在是三成五左右，比之永樂朝減少了一半。

也就是說，大明的科舉中，純粹的平民出身的進士是越來越少了，當然如果把條件放寬，上三代無任實職官的進士出身比例還是很高的，能夠達到六成，比之永樂朝還是很減少的不多，但是這已經能夠說明問題了，平民出身的進士減少，其原因是出身於擁有非科舉功名和各種捐銜家庭的進士不斷增多及其在進士總數中所佔比例不斷上升，也就是說，現在大明的進士其實有三部分所構成。

第一就是所謂的科舉世家，也就是所謂的累世簪纓之家，他們在科舉中的比例雖然不大，只佔兩成左右，但是他們的能量是很大的，這些所謂的進士家族，也就是五代直系親屬內或同父兄弟中有兩名以上進士的家族出身的進士，或出自科舉家族，也就是五代直系親屬內或同父兄弟中至少出現舉人、進士各一名或三名舉人的家族的舉人和進士，在官場上往往能夠得到格外的照顧，在官場上面平步青雲，是很正常的事情。高拱、嚴嵩等人都是這樣的出身。

第二就是所謂的富戶階層，他們在進士中的比例是最高的，達到了五成多的比例，這裡所稱的所謂富戶，不是一般的富戶，不是有兩個臭錢的暴發戶，這些富戶主要是指幾類人，一種是祖上出過進士舉人或者官員們，但是間隔了幾代，再出了進士的，這種情況也是很普遍的，即便是所謂的科舉世家，也很難保證自己的家族能夠代代出進士、舉人的，從吏部的調查結果來看，大明最厲害的也就是三代進士了，如大名鼎鼎的新都楊氏，楊慎祖父?楊春?於成化十七年中進士，其子?楊廷和?成化十四年進士，楊慎則是正德六年的狀元，這種事情在大明還是絕少的。

根據吏部的統計，而且接近九成的進士家族不能傳至三代，九成九的進士家族不能超過三代。而庶吉士絕無三代傳承者，所以科舉斷檔在大明是很正常的，在斷檔之後，這些家族則是所謂的耕讀傳家，繼續培養下一代，直到出現進士或者舉人，這種家庭出身，在大明也是很常見的。

富戶中還有一種就是真的富戶，也就是所謂的從商而儒，以經商起家之後，對於自己的子弟加以教導，從而投身科舉，當然這種富戶絕對不是一般的地主，指的就是汪道昆、王崇古、張四維這樣的大商巨賈出身的進士們，他們的家族擁有雄厚的實力，能夠為他們的科舉之路提供良好的基礎，甚至透過聯姻為他們鋪路，這些富戶在進士們中也不少見。

第三就是真正的所謂平民出身的進士，在進士中所佔的比例是很低的，僅僅只有二成不到，可見平民要想在科舉中出身的難度，這裡的平民還是所謂的小地主或者小商人等家庭出身還有就是衛所軍籍出身的，真的平民出身是少之又少的。

而再看看申時行的奏疏，就有些可笑了，申時行在奏疏中說道：“國朝科舉定製，原不分孤寒與仕官，至如輔臣之子掇取科第，如商良臣、謝丕、楊慎、費懋中、陳於陛等皆歷歷可證，人未有疑其私者。如必令輔臣之子皆不識丁不應舉，以示公道而遠嫌疑，則亦不近於人情矣。”

確實，對於重臣子弟從情理上來說確實是應該一視同仁，但是實際上他們在科舉上要比一般人容易太多了，他們也很容易引起輿論的反彈，事實上，大明對於高官子弟中式極為敏感是從石亨之侄石凌中式之事開始的。當時石亨公然作弊，引起士林反感，士子們公開予以嘲諷道：“薛造性理難包括，錢博春秋沒主張，問仁既已無顏子，告祭如何有大王。”

因為此前雖亦常有尚書、侍郎之弟子中式，但尚無當朝的權臣，可以說此前無當朝大臣子弟登第者。也正因此，石亨侄中式才廢引起民間輿論的反應。然至成化以後，此類事情日見其多，人皆見慣，反不以為然了。不過自成化以後，科場事端日多，每逢鄉會試官員之間尋伺攻訐異己，漸成風氣，而吏治日頹，科場舞弊為司空見慣之事。

朱載坖並沒有就此事發表任何看法，也沒有對申時行的御批作出任何回覆，朱載坖將吏部的這個調查結果給閣臣們發去看了，讓他們自己去理會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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