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載坖的命令之下，五軍都督府和練兵軍務處開始行動起來，傳遞塘報的驛卒成群結隊的出發，朱載坖似乎對於朝堂之上的爭論無動於衷一樣，再次下詔命令皇太子代天犒賞三軍和巡視國子武學，同時命令將各武學的優秀學員選送京師，由太子加以校閱賞賜之後，編入親軍諸衛和京營中任職。

而之前申時行向朱載坖推薦的沈季文也奉詔抵達京師，朱載坖於是立即召見了他，同時還有內閣輔臣和相關的臣子，沈季文行禮之後，朱載坖說道：“申學士稱卿由理財之能，故朕特召卿赴京師，望卿為朕解惑也。”

之前申時行已經和沈季文商量過有關賦稅的事情了，沈季文也在途中透過申時行向朱載坖上了一份密疏，陳述了自己之前的一些的有關賦稅的觀點，沈季文認為要向富戶徵稅、只納官稅、只徵有名稅等主張，對於賦稅的徵收，沈季文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無論士農工商皆有向朝廷交納賦稅的責任和義務，然在實施操作中要因地制宜公平徵繳，於農於商都不可重困偏累。

同時賦稅的徵收要體現區別，總的觀點是通商裕國，但是主要徵收的物件是富商大賈而不是普通百姓，同時要採取行業差別稅制、商品差別稅制、按財產多寡或利潤高低確定徵稅額度等辦法，以保證稅賦均平，這點是極為重要的。

朱載坖對於他提出來的稅賦均平這個說法是很讚賞，所謂稅賦均平，不是將所有人所應當繳納的賦稅拉到一致，而是使得賦稅和他們的收入以及財產成正比，絕大多數的百姓本來就是在掙扎求生了，朝廷再增加賦稅，不是要真的逼反這些百姓嗎？所以朱載坖對於這個觀點還是比較贊同的。

除此之外，沈季文還提出了有關財產稅的問題，之前就在部分地方實施過財產稅，弘治十五年時，因貧富不均，順天府百姓告蒙巡撫洪都御史照依門面房屋間架分為四等，照舊例差等出銀，每年上戶每間出銀二錢，中戶出銀一錢五分，下戶出銀一錢，下下戶出銀五分，按照所持有的房屋面積多少予以徵收賦稅，沈季文認為，對於這些持有鉅額資產的人，確實應該徵收財產稅。

同時賦稅的作用還可以體現的對於產業發展的扶持和打擊上，對於糧食等百姓的必須品，朝廷肯定是減少甚至免徵賦稅的，而對於酒類等非必需品，可以效仿兩宋制度，科以重稅，因為這些並非尋常百姓生活所必須的物資，以釀酒行業為例，沈季文就指出，對酒類可以重稅有三個好處：“第一，農不鍾秫，則黍麥多收，有利於鼓勵糧食生產;第二，可以減少酗酒人數，四民得免廢業，君子亦不至敗度;第三，增酒稅即便抬高酒價，但無損良民。”

與酒類一樣的還有茶葉等物資，沈季文認為，酒、茶消費人群皆是相對富裕殷實的家庭，透過對於這些商品進行榷稅而導致升高的價格並不會影響朝廷賦稅的收入，也不會影響這些商人的利潤。換言之，酒茶等商品主要由中等以上家庭消費，且在價格略微升高的情況下需求變化不大，對這些商品徵稅，不影響消費能力;反之，如果對糧食等百姓必須消費的大宗商品提高稅率導致物價上漲，反而會殃及細民，有違公平。

這點得到了朱載坖的認同，朱載坖和在場的重臣們也認為應該這樣徵收賦稅，朝廷確實要透過徵收賦稅改善朝廷的財政狀況，為朝廷推動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官軍的裝備升級換代等提供足夠的資金，但是絕不是橫徵暴斂，公平也是朝廷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同時徵收一兩銀子，對於富商大賈們來說，可能還不及他們一餐之費，但是對於百姓來說可以是一家人半月生活所需，這點是朝廷必須要弄明白的。

朱載坖說道：“沈卿所言，甚合朕意，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賦稅亦然，朕開徵工商之稅，非奪細民之財，而取富戶之餘也。”

朱載坖當即下旨，加沈季文為右副都御史、戶部左侍郎協理稅務總署，和王國光、梁夢龍、龐尚鵬、楊俊民等相關臣子們一道制定相關的賦稅則例，以開徵工商稅為抓手，全面整頓大明的非農業稅收，朱載坖很清楚，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業稅收在大明朝廷的收入中所佔的比例會越來越小，而海關關稅、工商賦稅和財產稅對於大明朝廷來說會越來越重要。

朝廷不僅僅要制定相關的徵收賦稅的則例，對於朝廷和地方的稅收分配等有關稅收的一系列問題也要予以解決，朱載坖還再三強調，要絕對保密，現在朝廷上下本就十分關注此事，這種事情，朱載坖也會將一些有參考價值的奏疏轉給相關的臣子，作為參考，但是對於朝廷上下的這些議論，朱載坖明確要求不予理睬。

朱載坖直接說道：“勿因小臣而妨朝廷之大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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