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朱載坖的指令，戶部、虞部、司農院等衙門對於之前大明的禁榷釀酒則例予以了修改，放寬了對於釀酒的限制，根據新法，對於釀酒，朝廷不再實施非常嚴厲的限制措施，改為實施分級管控制度，將釀酒產業分為三等，第一就是全部使用稻米、小麥等釀酒的作坊，仍舊實施相對比較嚴厲的禁榷制度，在賦稅上也是最重的，同時嚴格限制這些酒類的生產，防止消耗大量的糧食。

第二等就是使用各種雜糧、豆類所釀造的酒類，對於這種作坊，朝廷也要加以管理，因為豆料也是有軍國之用的，所以要加以限制，在賦稅上要比之純糧釀造的酒輕一些，但是也是屬於受到朝廷管制的物資。

第三等就是使用玉米、番薯、土豆、以及各種果酒等之類的酒稅，則是完全放開管制，只要向朝廷繳納相應的賦稅即可釀造，透過這種方式，鼓勵百姓種植這些新作物，同時根據司農院的研究，這些酒糟也可以作為飼料使用，同時酒也可以作為大明重要的出口物資，西洋、南洋很多人都嗜酒，向他們出口酒類也是一個獲取金銀的辦法。

戶部預計，對於酒類放鬆禁榷之後，可以使得朝廷榷稅增加七百到一千餘萬元，對於朝廷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收入，所以朱載坖才會放寬對於酒類的禁榷。

而且酒類的釀造也可以促進大明的糧食消費，刺激百姓種植糧食，保障大明的糧食供應，還要從暹羅等國進口大量的糧食，用於保障大明的糧食供應。

除了開放國內市場，減少鈔關和禁榷措施之外，更加重要的就是積極開拓國外的市場，就此事商人們也向朝廷提供了很多的意見，首先就是朝廷之前的禁榷措施有些過於武斷了，如鐵器的禁榷過於嚴格，不利於大明商品的流通，鐵器固然是有軍國之用的物資，但是主要是精鐵和鋼材，普通的生鐵並不應該成為禁榷物資。

畢竟要是想要製造火器的話，起碼也應該是熟鐵才行，但是朝廷對於鐵器的禁榷極為嚴格，生怕因此將鐵器流入海外，其實大明的鐵器在海外是很暢銷的，所以這些商人請求朝廷弛鐵器出海之禁。

朱載坖命令有司加以調查，主要是兩個問題，第一就是大明尤其是閩粵冶鐵業的情況，因為大明的鐵器出口，主要是廣東，尤其是佛山，是大明鐵器出口的重鎮，據廣東方面的奏報：內廷內官監需要的御鍋、兵部需要的軍鍋和工部需要的官鍋，均長期在佛山採辦。此外，廣鍋還適用於草原放牧遷徙，馱在馬背上隨其顛簸而無損，因此深得北方少數民族喜愛。佛山鐵鑊行出品豐富，有耳廣鍋，大者曰糖圍、深七、深六、牛一、牛二，小者有牛三、牛四、牛五，又有三口、五口。無耳廣鍋，曰牛魁、清古等。

佛山所製造的鐵鍋，最大的糖圍直鍋徑約四尺，深尺餘，載汁約七百斤。最小的廣鍋直徑一尺七，現在市場上最暢銷的是二尺廣鍋和三尺廣鍋。

據巡撫廣東都御史石崑玉奏報：“富國強兵之術以鹽鐵為首務。兩廣鐵貨所都，七省需焉。每歲浙、直、湖、湘客人腰纏過梅嶺者數十萬，皆置鐵貨而北。南貨過北者，悉皆鹽鐵粗重之類，日有數千馱。”

對於朝廷來說，佛山的鐵器確實是十分的重要的，從南方向北方販運的大宗貨物，江南布繒固然是南貨北輸的首要商品，然廣鍋也是南貨北輸的大宗商品。廣鍋出自廣東，輾轉運銷而來；無錫鍋則由南船帶至；西路鐵鍋大約出自山西潞安的潞鍋。臨清本地的消費以廣鍋、無錫鍋為多；潞鍋大部分轉運外地，在臨清只報過稅。此外，宣府、大同、遼東互市所用的鐵釜及其他鐵器有不少系由臨清採買，或經由臨清轉運的。主要也是廣鍋。

廣鍋在臨清分為三途行銷：一途渡海銷往遼東開原，並在開原分流至遼東的山林地區，路途遠達三千里；一途繼續循會通河、通州北上京師囤銷，同時分銷甘涼、西番等地，路途亦遠達三千里；一途向北，銷往大同鎮、宣府鎮、薊州鎮，而在開海之後，佛山鐵鍋更是漂洋過海，遠銷南洋、西洋各國。

而且佛山鐵鍋在工藝上確實是極為精湛的，佛山承接了三代以來的鑄造技術，創造了獨特的“紅模鑄造法”。用這種工藝製造的薄型鑄件，金相組織十分細結均勻，表面光潔度極高，而成品率常達百分之百。輕薄堅韌，加熱快速，使佛山生產的鐵鍋獨具一格，品相極佳，深受各地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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