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載坖當然明白江東的意思，現在的大明，已經不復國初的進取，上至皇帝，下至於邊鎮的將帥，對於蒙古人早就心生懼意了。對於嘉靖來說，只要把蒙古人阻擋在邊牆之外就行了。

而對於邊鎮的督撫總兵們來說，可能更沒有那麼高的要求，他們對於蒙古人的要求就更低了，他們對於蒙古人的要求就是隻要不太過分就行了，哪怕攻破一些小縣城，擄掠一些財物人口，在奏疏上都可以成為微不足道的損失，地方官員們能夠將此事遮掩過去。

開中法的廢弛確實導致了邊鎮的糧餉不濟，江東以山西鎮為例，山西鎮現有軍額，每年的軍餉由屯糧二萬八千餘石，折色銀一千餘兩、民運本色米豆二萬一千餘石，折色銀三十二萬二千 餘兩，淮、浙、山東鹽引銀五萬七千餘兩，河東鹽課銀六萬四千餘兩，京運銀十三萬三千餘兩；客兵，京運銀七萬三千兩構成。

原本山西鎮的軍糧由開中法的商人運來，但是現在開中法盡皆廢弛，江東不由得感嘆道：“殿下，天下之事貴乎正本清源，鹽法在祖宗之時最為嚴密，邊方有警， 一行開中商人趨赴，由此芻糧充足，事無廢弛。近年以來王府遂食鹽之請，織造開賣 鹽之端，此等一得關支，輒假欽賞欽賜名色附帶私鹽，漫無紀極，橫行江湖，侵奪貨賣，公法大壞，奸弊日滋，官鹽阻滯，商人不應皆是故也。”

自弘治實行納銀開中以來，邊鎮的軍糧就日漸緊張，邊鎮物價騰貴，士卒苦不堪言，雖然朝廷發給的軍餉沒有變化，但是物價的騰貴使得士卒們的生活苦不堪言。

還是以山西鎮為例，現在實行納銀開中，鹽課銀六萬四千二百五十九兩，歲派鹽一十六萬四千三百九十一引，折銀五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兩，在在此之前，僅威遠衛及偏頭關招商中鹽五萬引，每引米豆三鬥，長蘆鹽一萬九千八百四十九引，每引米豆二斗五升，偏頭關淮鹽三萬九千九 百五十六引，每引米豆六鬥，浙鹽五萬引，每引米豆四鬥，這些商人運來的糧食，足夠士卒們軍糧。

而現在雖然有銀子，但是山西糧價騰貴，本省接濟困難。山西地區農作物生長環境較差，災害多發，加之民眾而地狹，故多貧，長期的自然災害使得山西的百姓自身都非常貧窮，接濟軍糧，供應大軍更是無從談起。

而且軍費與官員、宗室各項支出不斷增加，加重了稅糧負擔。尤其是山西的藩王眾多，宗祿就成為了山西沉重的負擔，除了宗室的祿米之外，宗室佔據的良田，肆無忌憚的投獻和兼併土地，也使得百姓的生計越發困難，朝廷的稅糧根本難以如數徵收。

而由於開中納銀，軍士想要購買糧食，需要支付過去數倍的價格，即便如此依然供不應求。除此之外，還有官商勾結操控市場、部分商人投機取巧謀取重利等行為。

而由於受戰爭、年景豐歉等因素的影響下，糧食價格也不斷波動。如荒年糧貴，一月餉銀不過糴米鬥餘。而朝廷的餉銀則是經常拖欠，最離譜的時候，宣鎮缺餉五月、大同七月、山西十八月。自虜酋發難以來，防邊追逐飢渴疲勞，又值荒歲，銀一兩糴米三鬥。

在這種情況下，邊鎮連士卒的軍餉和軍糧都難以保證，對於騎兵，更是興致缺缺。朝廷現在也是捉襟見肘，根本不可能為九邊再提供更多的支援，自從折銀以來，九邊的軍餉激增，嘉靖八年，山西鎮的軍餉還是兩，到了嘉靖三十二年，已經激增到兩，開中納銀所增加的收入還不足以抵消邊鎮軍餉的增加。

隨著糧食補給不足、官商操控市場等因素的影響，供不應求的情況愈加普遍，致使糧價飛漲，朝廷為解決軍糧不足只得加大年例銀的派撥。而“銀多糧少”又使得貨幣貶值引發通貨膨脹，糧價飛漲，反而使得士卒們更加赤貧，多數將官不僅缺乏軍事指揮才能，還熱衷於與地方官員相互勾結剋扣、侵貪軍餉，普通士卒的溫飽問題難以解決致使逋逃現象靡然成風，這令承擔拱衛京師重任的山西鎮日趨衰敗。

九邊重鎮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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